然而，当地的老盐户们，认为久大规模庞大，生产技术先进，在全国也颇有名气，一旦挤进来，还不把本地盐厂、盐户搞垮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途经抵制“久大”入川：一是把人情关系、利害关系、权势关系充分调动起来。如当地盐户把在四川自流井有股份，而且得势的四川军阀邓锡侯、王缵绪也请出来反对。二是打出行动口号，进行广泛宣传抵制“久大”入川。如当地盐户们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口号有：“并不出租，地不出佃，坚壁清野！”他们还扬言：1911年的川汉铁路我们都反掉了，还含糊你这个“久大”精盐厂！当地有一份《自贡小报增刊载大版大版的文章，反对“久大”在当地建厂。
面对这种情形，与李烛尘同去的唐汉三灰心丧气地说：“有钱有人哪儿办不了厂？何必硬要到这个地方办？”李烛尘说：我1919年对四川作过深入考察，除了自贡、犍为，在西南再也难找到适合久大、永利生存的地方了。坚持把厂子设在这里，是在总经理范旭东的全力支持下，经过充分酝酿论证后确定下来的。唐汉三说：“可人家不让办嘛。”李烛尘苦笑笑，分头拜访邓锡侯、王缵绪等要员。邓、王均表示：众怒难违，爱莫能助。
铁棒磨成绣花针——功到自然成。这句古话用在李烛尘为“久大”迁川而奔忙这件事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了解到，川西军阀邓锡侯有个儿子，见经营盐业有利可图，也在自贡开设了盐井。当地老盐户虽然碍着邓锡侯有枪有势，不公开与小邓作对，但总时不时给他点亏吃，明里暗里总挤兑他，这使小邓笑在面上，恼在心头。李烛尘想，也许从这里可以打开突破口。于是立即登门拜访小邓，将“久大”、“永利”西迁的艰难处境、来龙去脉如实相告。小邓联想到自己的境遇，顿发感慨，对“久大”、“永利”迁川深表同情，觉得“久大”、“永利”迁川后，会使自己多了份力量。于是，小邓满口答应帮“久大”、“永利”到四川省当局和地方要员那里去活动，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李烛尘又把这场官司，打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与李烛尘同行进川的钟履坚是浙江籍人士，乡土因缘，结识了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头面人物。经过钟履坚多方疏通，军事委员会同意派人下来调查此事。真是无巧不成书，下来调查的这位谢长官正好是唐汉三的表弟。这样，对于“久大”、“永利”入川显然有利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李烛尘告诫自己，当地老盐户那边，一定要亲自出马，向他们讲清楚：第一，“久大”迁川，并不是要来抢大家的饭碗，实在是国难当头，不得已而为之；第二，“久大”、“永利”愿意以自己的技术帮助大家提高质量和产量；第三，一旦抗战胜利，“久大”、“永利”定会迁返原地，建在四川的厂子，可以交给当地人来办。恳切的言语，终于打动了自贡当地老盐户们。
几经周折，“久大”、“永利”终于获准在自流井设厂。厂址向题总算得到了圆满解决。
李烛尘叹了口气：创业真难啊！
＊ ＊ ＊
李烛尘去天津会范旭东时，正是范旭东处境维艰的时候。
范旭东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时，目的很明确：一是把自己所学知识运用于科学研究与实业兴国中；二是为了以精盐为调料，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三是以食盐为原料，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基地。
但是主观意志总和客观环境有距离。规模较小的精盐厂一诞生，就遭到来自盐亩盐霸及地方恶势力的巨大压力：不齐心合力把这个新生的“怪物”扼杀在摇篮里不罢休。中国老百姓也习惯因袭旧的盐引制度，宁可从盐商手里购买粗盐，也不愿去买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
李烛尘就在这时毅然决然地来到久大精盐公司。当时久大精盐公司只有两所制盐厂，较大的是塘沽久大精盐厂，厂长文公信是江西人，与范旭东是亲戚；副厂长杨子南，是贵州人。两人也均留学日本。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办精盐厂，都没有经验，对许多事情感到束手无策。总经理范旭东擅决策筹划，极有魄力、坚毅过人，属于开拓事业的统领式人物，但并不十分精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以，久大精盐厂在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还有不少漏洞，浪费现象也比较突出。李烛尘到厂后，很快建立了一套管理办法和制度，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当时的久大精盐公司无领用料制度，产成品也因没有仓库到处堆放，浪费惊人。李烛尘根据久大精盐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领科审批制度，并着手兴建了仓库。短短几个月时间，久大精盐公司厂内管理就条理化了，原材料消耗也明显下降，这为以后发展壮大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
正当李烛尘干得火热时，父亲李绍贤、母亲彭氏夫人相继去世了。由于工作紧张，他甚至抽不出时间回去奔丧。
范旭东十分赞赏李烛尘的管理才能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敬业精神。1年后（即1919年），38岁的李烛尘被范旭东任命为久大精盐公司的老盐厂厂长（久大精盐公司把最早兴建的老盐厂称为西厂，又在不远处新建采用新法制精盐的东厂，东厂由杨子南等主持）。此后，范旭东长住天津，主要从事资金筹集和产品推销工作，而塘沽的生产体系，则由李烛尘多负责任，可见范旭东对李烛尘的器重。
李烛尘就任久大盐厂厂长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推销精盐。那时，普通老百姓对精盐这种新生的日用生活品极不适应，历来北方人吃大颗粒海盐，南方人或内地人吃锅巴盐。在久大精盐公司没有成立之前，他们不吃精盐，也无精盐可吃。他们不知道粗盐里杂质多，还含有有害物质。贫弱的中国人，在当时那个年月，连雪白、晶亮的盐摆在面前都担心是不吉之兆，担心有大祸临头。
多么可怕的“传统”！
当然，有些人抵制精盐．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中国，盐业历来为官家和盐商所垄断。满清时期实行的盐引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初年。官盐是官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当时一斤食盐不过一两钱，而官税却高达盐价的几十倍。盐商盐霸从中营私舞弊，大捞钱财。因此，精盐若行销于市，则堵了这些不法盐商盐霸的生财之道。他们必然以种种谬论蛊惑人心，从中作精盐行市之梗。他们还与地方恶势力相勾结，为久大精盐公司设置了重重障碍。食盐的销售，由政府的盐政和地方盐商把持，码头林立，不容他人插手。为打破局面，李烛尘协助范旭东在全国设立销售网点，做了大量工作。久大精盐公司还于1918年至1919年间，先后接受了德国在天津塘沽的铁路支线和收买了海河口的俄国码头。这两项决策无疑为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行销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添上了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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