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制碱公司急需资金，多次催请工商部尽早加入公股，工商部又转催财政部拨款。但财政部无动于衷。此事拖至1930年6月仍然没有结果，而需款迫切的永利制碱公司向外商订购的各种机器，不但陆续到厂，有些还已经安装好了。这样拖下去如何了得，需想法解决才是。范旭东、李烛尘火速呈文工商部，提出一项补救措施：“拟恳钧部先将业经决定之免收原料税厘确定30年一案商同财政部呈请行政会议公布，仍决于本年6月1日起实行。在公股一时未能确定交付日期以前，由公司自向国内银行商发公司债票，藉资周转，冀支危局。一俟公股交下，即将银行款项还清，债票还回”。
范旭东、李烛尘想出这个办法，用的是以退为进之计，一是可以缓解永利制碱公司资金危机，二是财政部已经作出对水利“新订减免税厘办法，当以国家股款加入之时为开始执行之期”的决定，如果行政院能公布对永利“免收原料税厘30年”，从当年6月1日起实行，财政部也就不得不拨付官股，即使要拖下去，也不会拖很长时间，“永利”企盼不致落空。
国民政府工商部对范旭东、李烛尘的用意应该是清楚的，但他们有前面的那些工作作前提，自然还是同意了这个补救措施。于是，工商部于1930年6月12日给财政部咨文中对永利制碱公司所提办法表示了支持：“值此国步多艰，公币支细之际，倘最近期内不能拨交公股，则该公司所请自向国内银行商发公司债票，仍指定以公股偿还一节，比较外股自少危害，且可暂停目前财政困难。展缓公股交付日期，为一时补救计，似尚可行。此后实交公股，就近岁国家财政状况而论，势仍须分步进行，拟请即由贵部酌察情形，会同本部分别规定时间、数目，呈报定案，以减困难。”工商部大概担心出现公股落空有损自己威严，因而把永利制碱公司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意见向财政部提了出来：“现在公股既不能全数实交，惟有一面规定分期实交公股办法，一面宣布自7月1日起，将合办原案确定实行，使其享受合办免税原案之待遇。事实上，从金融业务上看，即以所募公司债款，代替公股，暂济急需，将来此项公司债票，即由规定分期交付之公股，负责偿还，似较为两全之道。否则公股失期，已使该公司业务上发生困难，倘不将原案确定免税施行，亦将无期延缓。不但于两次院议维持原案及鼓励法院规定均有未合之处，即与贵部呈复行政院所设保育基本工业之办法亦不相符。”
没料到此事又拖了两个月之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出面赖帐：“查此项公股为数至200万元，当此军事进展，饷需迫切，此项公股一时自难议及拨付办法。至发行公司债，如能暂由该公司自行另筹还本付息基金，自可照办。”
范旭东、李烛尘对此深感失望。他们彻底醒悟到，永利制碱公司要想生存和发展，只有走自力更生的路子。于是在收到宋子文的回复函后，他们立即与各股东磋商相关事宜，并于同年8月30日在天津永利制碱公司本部召开了股东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暂时缩小扩建工程，同时发行公司债券200万元，代替公股。
时值战乱纷繁，国内各地矛盾重重，社会秩序混乱，百业凋敝，永利制碱公司为筹集资金，其举步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旭东、李烛尘并不气馁，以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多方奔走联络，终于得到了中国、兴业、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多家银行支持，并由他们经营永利制碱公司债券的推销与还本付息事宜，最后集资银洋100.7万元。这笔款帮助永利制碱公司渡过了难关，纯碱产量大增，质量也稳定，当年即获得比利时商业国际展览会金奖。与此同时，厂里还上了生产烧碱的新项目。到第二年（即1931年），永利制碱公司已具备年产近百吨的生产能力，这对于‘洋碱充斥市场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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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大精盐厂，是我国最初建成的精盐加工基地，创办于民国4年（即1915年）春。它是东渡日本留学回国、立志改变中国盐业一向由旧盐商垄断，北洋政府时的盐务稽核又由英国人把持的局面的范旭东创建的。
“久大”开始经营是十分艰苦的，当时资本不多，大部分是从亲戚朋友那里筹措来的。工厂员工除由本地招募外，也有不少老乡听说范旭东、李烛尘在天津办大事，都慕名投奔而来。
“久大”要站稳脚根，必须战胜旧盐商、地方权势、旧军阀的包围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干扰，困难不言而喻。李烛尘在此期间协助范旭东作了大量具体工作。
中国的民族工业，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李烛尘对此体会甚深。30年代中期，“久大”的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不但在天津有10多个小厂，还在山东青岛、江苏大浦建了分厂，销售机构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境。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产品产量高、质量好，南京永利铔厂，也在迅速兴建中。可范旭东、李烛尘并没因此而满足。
盐税历来由政府一手控制。而各地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又由当地盐商把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导致不容他人插手、他人也无力插手的状态。李烛尘、范旭东感到，既然要兴办新兴盐业和以盐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就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冲破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刁难和压迫，同时还要向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不屈不挠地斗争。
由于蒋介石立意妥协忍让，国民党政府频频施放和平烟幕，国人对中日战事迫在眉睫尚无充分认识。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每天有许多日本军车由东北开往天津方向，长长的列车上罩着苫布，车尾都架着高射枪炮，日本军舰也开到了天津塘沽停泊，时局越来越紧。范旭东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已经作好了跟着国家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为防空袭，用钢板和碱袋筑成防空洞，同时将许多职员和工人及其眷属，安排疏散。时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的李烛尘留守天津。
“七·七”事变后，工厂无法在华北维持下去。7月19日，范旭东驱车抵南京总统府晋见蒋介石，提出抗日主张，受到蒋介石冷遇。范旭东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大失所望，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宗旨，电告李烛尘督促“全厂职工，拆除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后经酝酿论证，“久大”、“永利”确定了迁川方案，随之而来，选定厂址就成了当务之急。此时李烛尘任“永久黄”团体的迁川总负责人，勘察厂址责无旁贷。于是，他立即率杨子南、唐汉三、钟履坚等人先行入川。
久大、永利的生产原料都离不开盐。毫无疑问，厂址必须设在四川产盐区。李烛尘20年前曾有过一次四川之行，他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实地了解，认为自流井的张家坝和键为的五通桥，是最合适的地方。论原料质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四川的老产盐区；论交通条件，水陆要道盘桓，颇为方便；论能源物质，这地方盛产天然气和煤炭。按说，此地以“相当理想”来表述实不为过。但却遇到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当地的盐户不欢迎这位新伙伴。他们的理由当然“充足”得很：从清朝起，这里的老盐户们手中就持有朝廷颁发的“龙票”，当地井盐的生产、销售，世代相传，外人岂能染指；国民政府也承认他们这种特权，再说也能使征税数目稳定，可以少许多劳神费力之事。虽然当时四川省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曾委派专人赴湖北汉口，表示欢迎沿海工厂内迁，并保证提供诸多便利（包括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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