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扼住命运的咽喉
力主实业救国的李烛尘，1918年踌躇满志地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终于回来了，他满眼、满耳的新鲜：国家的变化，民族的进步，故乡的人事景迁……李烛尘多么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并通过自己这一代人不屈不挠的奋力拼搏，使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时的李烛尘已是37岁的人了，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已近不惑之年，是有志人雄心勃起的正当口。
当时，中国化工原料——碳酸纳（纯碱）是玻璃、染料、纺织、造纸、有机合成等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其重要性与硫酸并驾齐驱。衡量一个国家化学工业的兴盛衰败，酸碱产量是一个重要参数。中国的化工市场上酸碱原料长期靠进口，国内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纯碱，加上交通受阻，进口渠道不畅，国内市场纯碱极为短缺，一时有颜料如工业生产中的黄金之说。碱的价格昂贵，使独霸我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大获暴利。即便这样，纯碱仍供不应求，致使我国一些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工厂因一时买不到纯碱而纷纷倒闭。
看到这种情况，以创办精盐厂，建立以盐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基地的范旭东急在心头。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制碱厂使范旭东和李烛尘一拍即合。正值此时，苏州的吴次伯见生产缄碱有利可图，并请到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化工的陈调甫和他的老师王小徐，搞起了土法制碱试验，并终于用食盐制出了纯碱样品。因为南方产盐有限，吴次伯、陈调甫、王小徐等人，辗转来到天津塘沽，找到了范旭东共同商议创办碱厂事宜。
在办碱厂事上，李烛尘与陈调市是范旭东的同行知音，这次他们不远千里奔波北上，为的是事业有成。有人说同行是冤家，范旭东的为人可是另当别论，他早就有办碱厂的宏愿，而且有不排斥技术界，尤其是化学工业界同行的胸怀。早年，范旭东到欧洲考察时，他不仅特别注意了食盐的制造，而且还专门留意考察国外的制碱工厂。如他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时，就特意考察了苏尔维法制碱工厂，包括其设备、工艺流程、配方等。但是，对方对制碱工艺的技术封锁十分严格。考察的结果使范旭东立誓要生产出我国自己的纯碱，打破洋人对制碱业的垄断。吴次伯和陈调甫的到来给范旭东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们将南方带来的纯碱样品与范旭东分析，因为南北两方盐的化学成分不同。经商议，决定再用海盐做一次较大规模的试验。范旭东请王小徐绘制了图纸，交天津三条石的万有铁厂制成一套小型机器和一座3米多高的供应碳酸气的石灰窑，在范旭东家的小院子里日以继夜地搞开了试验。结果终于如愿以偿，这次试验获得39公斤白花花的纯碱。他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还拍照留念，寄送亲友，以展示他们的成功。
这次试验的成功，无疑更加坚定了范旭东和后来被范旭东称之为“烛哥”的李烛尘的信心。为了创办碱厂，范旭东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启动资金基本到位后，永利制碱公司于1919年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兴建碱厂。次年获政府农商部批令，准予该公司以第475号注册，定名为“永利制碱公司”，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并规定在塘沽百里以内，不得再设盐厂，同时还规定了公司股东以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这些规定并不能阻止外国的纯碱和硫酸等化工原料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市场，到1928年、1929年，各项碱类进口总值达1000万元。外国碱商无不企图垄断中国碱业，英国的卜内门公司等从1926年起，长期以压低碱价等手段，争夺市场，妄图拖垮中国民营碱厂。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邻近的日本及远在西方的欧美资本也迅速卷土重来，致使碱价大幅度下跌，那些原本欲获暴利的投资者看到减业无利可图，于是紧缩银根，不再投股应招了。永利制碱公司建厂初期困难重重。按说，永利碱厂是当时东亚独一无二的制碱企业，实际上资金不足200万元，年产量仅2万余吨。其时世界共有38家公司，49所工厂，每年产量约400万吨，主要生产国以英、美、法为主。“永利”的情况很显然远远赶不上英、美、法同业厂家，生产成本相应要高出许多。再加上国内生产原料要价很贵，英国一吨原盐．值价不过中国当时的国币2角5分左右，而永利所用长芦盐，最低每吨也得4元钱。运费昂贵也是一大原因，“永利”一吨碱由天津运往汉口的费用，与英国运一吨纯碱来华的运费相等。纯碱自身亦为工业原料，售价太高，无厂家敢用；售价过低，生产难以为继，公司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长期不能投产，以“久大”名义所借贷款无法归还，而“久大”、“永利”先后透支金额达数10万元之巨，超过了“久大”、“永利”两公司注册总资本的半数。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景韬白对此十分不满，在董事会上向范旭东提出质疑，与范旭东形成对立，而后又辞去了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李烛尘作为久大精盐厂主持人毅然决定，将久大精盐厂多年积累调挤挹注，全力支持永利制碱公司，并以久大精盐厂的名义为永利制碱公司向银行作贷款担保。但那时“久大”本身也只拥有天津的6个小厂和山东青岛的一块盐田，获利甚为有限。对此，厂内曾有人发难，煽动职工的不满情绪。李烛尘采取各种方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努力说服职工认识全局，与永利制碱公司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24年，正当永利制碱公司快要竣工投产时，英国卜内门公司暗施诡计，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及其驻华使节，指使民国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英籍会办丁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突然无理公布一项《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一担抽税2角，直接由北京稽核总所行文到塘沽稽核所执行。如此一来，“永利”在制碱生产成本上，按一担纯碱需两担盐算，直接增加4角。永利制碱公司将被扼杀在襁褓中。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驱使范旭东、李烛尘等以工业用盐早有财政部批准免税为由，控告痛斥盐务署“背信违法，摧毁碱业”的行为，同时据理力争，盐务稽核总所才不得不同意暂免盐税一年。不久“五卅”运动爆发，“永利”将工业用盐增税一案的始末在上海英文报《大陆》上公布出来。洋会办慑于舆论压力，批准免税延期5年。范旭东、李烛尘仍认为，此案没有了结，又经多方活动，才最后恢复1920年获得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特权。
1925年3月，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到上海视察，得知永利制碱公司的主要设备干燥锅被烧坏，生产停顿，他以为有机可乘，几次向范旭东提出会谈要求，地点可由永利制碱公司确定。范旭东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纷，同意在大连举行双方会谈。在赴会前，范旭东、李烛尘召集公司同仁商定一个基调：永利制碱担任着发展中国民营化工事业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们本身的力量和奋斗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公司的主权都不能落入外国人手中。不出所料，在会上，洋商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反复提出以资本和技术同“永利”“合作”；而这里的“合作”实际是乘人之危，插手中国碱业，从而达到侵吞“永利”，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目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范旭东婉言拒绝：“我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许我其他特权，不独未能助我，反而害我。”这次英商野心未能得逞，无可奈何，尼可逊只好相约以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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