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预计围歼逃敌的战场将在郎溪、广德、长兴地区。敌我到达这个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他已经反复测算过了，认为双方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相差不多，谁能在时间上抢在前面，提前到达郎溪、广德、长兴地区，谁就赢得了主动权。
为了抢在敌人的前面，使东、中两集团部队迅速会师合围，粟裕和张震于23日至24日晨连发几道电令，严令各部“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务须追上敌人主力，完全封锁敌人退路，围歼南逃之敌于太湖西岸长兴、广德、郎溪地区。命令的中心就是一个“快”字：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三野东西两线部队发扬“跑得，打得，饿得”的传统作风，冒着连绵不断的春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昼夜兼程，猛追猛打，将战役纵深扩展到百余公里，即将到达长兴、广德、郎溪地区，实现东西对进围歼逃敌的战役企图。
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要不要继续追歼逃敌的问题。4月24日，总前委致粟裕、张震电，认为“此次渡江已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迄今为止敌人被歼不多。我军应派队追击敌人，一面应整顿态势，克服并停止渡江追击所形成的紊乱现象”。指令三野“东西追击部队到宜兴、长兴、吴兴、广德地区后，主力即应暂时停止”。同一天，第十兵团指挥员在报告中提出：“估计在宜兴、吴兴不会有大的战斗，不可能在该处包围敌人，因为敌人退得很快，请决定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先围攻杭州，或上海、杭州同时围攻”。如果按照上述指示和意见去做，这场对整个战役至关要的追歼战就可能功亏一篑。
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粟裕再次表现出机断专行的指挥风格。他根据总前委指示调整部署，于4月25日10时30分发电报给三野各兵团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决定首先歼灭以杭州为中心之敌，孤立上海，尔后再视机会攻上海”。同时指出：“敌四军、五一军尚在溧阳地区。如我追击部队到达将其截住，则不受此令限制，应机动坚决分割歼灭之。如敌已集结，则先行包围待命总攻。但九兵团先头军应于感日（即27日）前后进至长兴、吴兴地区，截断敌之退路，与十兵团会师”。
为了及时掌握战场情况，指挥追歼逃敌以及解放上海、杭州之战，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前进到常州。
粟裕指令东西两线部队加速钳形攻势，力争将南逃之敌歼灭在郎溪、广德山区。4月25日，第二十八军占领宜兴，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歼灭蒋军两个军大部3万余人。准备撤往杭州的蒋军5个军，不敢再沿京杭公路南下，而改向溧阳以西山区逃窜，进入粟裕预设战场。4月27日，西线第二十七军通过郎溪、广德进至吴兴地区，28日凌晨与东线第二十八军会师，完全封闭了合围口，把蒋军5个军的大部分8万余人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之间山区。蒋军如瓮中之鳖，狼奔豕突，四处碰壁，乱作一团。三野部队猛插猛打，向心突击，经1天多激战，全歼逃敌，生俘军长、副军长以下官兵5万余人。
与郎广追歼战同时，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配合二野在浙赣线的行动与乘敌混乱之际，由第七兵团迅速占领杭州。经中央军委、总前委批准，立即付诸实施。粟裕要求第七兵团特别注意设法抢占杭州大铁桥，使之不为敌所破坏。他对张震说：钱塘江大桥能过火车、汽车，非常重要。如果破坏了，严重影响我军下一步战略行动。5月3日，第七兵团部队顺利进占杭州，秩序井然，鸡犬不惊，使这座秀丽的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共杭州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在蒋军开始爆破的关键时刻，抢占了钱塘江铁桥，保住了向东南进军的通路。
至此，第三野战军胜利完成了渡江作战任务，共歼灭蒋军13.9万余人，解放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并造成围攻上海的有利态势，粟裕“东西对进，追歼逃敌”的一着神算圆满实现。
张震在谈到渡江战役时，特别推崇粟裕机断专行的指挥风格。他说：“他总是坚定不移地在上级战略意图下积极地机断行事，十分果敢地定下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决心。当敌情有了较大变化，原定方案难以保证上级意图更好实现的时候，他总是勇于负责，果断地改变原定决心，在情况紧急时一边报告、一边直接指挥部队行动，有时则独立处置，事后报告”。“渡江战役突破敌江防后能迅速转入追击，达成对南逃之敌六个军的战役合围，也与粟裕同志机断行事的优秀指挥素质分不开”。
四、精心设计解放上海的两全之策。
粟裕说：“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1983年上半年，粟裕曾经就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问，谈到组织指挥上海战役的指导思想。
有人问：你是什么时候考虑上海战役的呢？
粟裕说：淮海战役一结束就考虑了，渡江以前考虑就更多了。我对渡江和解放上海是通盘考虑的。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当时考虑的主要是怎样截住上海的汤恩伯集团。那是一大坨，而且还包不死，他有海上的路可走。这同打济南是不同的。
粟裕说：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追击阶段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它是京沪杭战役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战役。打上海有几种打法，打烂了是一种打法，不打烂又是一种打法。不能打烂。有人说，上海战役不要那样硬攻，把敌人围困起来就行了，这样可以减少伤亡。这不对。那样大的城市，围起来，人民怎办？还是要争取尽早解决。当时解决剩余的一百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有三种：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放上海，基本上是天津方式，但又不完全相同，主要在不把上海打烂了。如果把上海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
这是一个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的指导思想。
在筹划和部署京沪杭战役过程中，粟裕反复阐述上述指导思想。在1949年4月6日的白马庙作战会议上明确提出：“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在郎广追歼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粟裕就把指挥重心转移到上海战役上来。4月29日，他和张震发出致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的电报，作出肃清残敌、攻占杭州和准备夺取上海的部署，指令第九、第十两兵团担负攻占上海的作战任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要求第九、第十两兵团各部在对上海的接收工作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分别在吴兴以南、苏州以西地区集结，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指示：“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同时指示总前委“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6页。）。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此时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下的8个军25个师、30余艘军舰、120余架飞机共20余万人，拥有纵深数十里由4000余个碉堡组成的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以及由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组成的防御体系。4月27日，已经宣布“引退”的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乘军舰到黄浦江亲自部署上海防务，要求汤恩伯坚守上海6个月。企图利用这段时间，抢运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挑起国际争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借机卷土重来。汤恩伯疯狂叫嚣：“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粟裕分析敌我态势和全国战局，认为解放上海之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打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有6叩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数量很大。如果长期围困，不仅人民没有吃的，工厂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则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从战略上考虑，我军渡江以后，应当力争迅速解放全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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