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问题。12月15日，他发电报给邓子恢、李达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的联合支前会议，统筹解决粮食及其他支前问题。在这个电报中，他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仅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战役粮食供需形势，而且从微观上精确计算和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精确到把毛粮和加工粮加以区分，注意到各个解放区使用的计量标准不同，每斤从13两6钱到14两4钱、16两不等。他认为，为了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统一支前机构在总前委意图下通盘筹划”，在供应制度上实行五个统一：斤两统一，粮票统一，粮食折合率统一，粮弹运输能力统一调剂，新区就地借粮政策统一。他建议迅速召开四方联合支前会议，建立统一的支前机构，统筹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42—444页。）
毛泽东说过：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粟裕不仅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份电报表明，他如何把战略家的宏图大略与科学家的严谨求实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指定由刘瑞龙、傅秋涛主持，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召开有4个解放区和华野、中野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个解放区的支前任务和分工协作办法，顺利解决了淮海战场面临的粮食供应等问题。这次会议以后，各地支前工作步调一致，互相配合，不仅对争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战后部队休整以及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粟裕有一句名言：依靠人民群众，不是一句美丽动听的政治口号，而是战略思想。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中，参战支前的民工多达543万人，还有100多个民兵团执行战地勤务和保卫后方安全，相当于参战部队人数的10倍。此外，还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坚强后盾。他们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下，出动大小车88.1万辆、担架22.6万副、扁担35.5万副、船8539只、牲畜76.7万头，把数量庞大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单是粮食一项就有9.6亿斤，对争取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到淮海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两千多万斤。粟裕晚年专门写了一篇回忆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文章，热情称赞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在淮海战场上，国共正规部队人数对比是80万比60万，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许多人，包括斯大林、蒙哥马利在内，对于人民解放军用60万人打败国民党军队80万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在60万后面还有500多万支前大军，有亿万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有力地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粟裕说：“在计算我方有生力量时，不能单纯地计算主力部队，而应包括地方武装。过去很多人认为红军很神秘，兵的数量少、武器坏，对付强大的优势的敌人却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群众算在里面，没有把地方武装算在里面。”所以他强调指出，依靠人民群众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7页。）
六、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齐显神威。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土崩瓦解。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粟裕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已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从战争的全局来考虑，在什么时间发起总攻最为有利。
12月11日，中央军委为了稳住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刘、陈、邓、粟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平津、淮海两大战役互相配合。12月14日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16—417页。）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既可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根据粟裕的指示，华野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作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
在部队休整中，他们运用华野政治工作的“三大创造”，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评定伤亡”和“即俘即补”等活动，进行战前练兵，总结经验，补充兵员，整顿组织，养精蓄锐，准备决战。经过20天的休整，华野各个纵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土气上升。特别是在“溶化俘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俘即补”大显神威，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绩。许多国民党军队士兵，原本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劳动人民，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立即掉转枪口参加战斗，连军服也来不及换。为此，粟裕决定赶制10万顶军帽发给“解放战士”，以便识别敌我。到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华野部队中的“解放战士”达到总人数的80％。以致有人说笑话：在淮海战场上，是“共产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华东野战军经过这场大决战，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总人数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的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
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除了反复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外，粟裕还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
这封劝降信写道：“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陷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阻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平？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
必然与黄百韬遭受同一命运。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紧迫，希早作抉择。”
广大指战员创造了许多攻心战法，阵地广播、释俘劝降、发射传单、给蒋军士兵送饭等等，造成了“四面楚歌”的强大声势，促进了蒋军的动摇和瓦解。华野包围圈越缩越紧，蒋军阵地越来越小，蒋军空投物资大量落在华野部队手中。加上“天不佑蒋”，时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蒋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蒋军官兵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纷纷携械投降。在华野发起总攻以前的20天内，蒋军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连整营投降的就有1.万余人。到华野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了不足20万人，只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歼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4页。）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和杜聿明加紧策划突围。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建议，用集中兵力决战的办法，保存长江以北的部队，认为靠现有力量突围是下策。可是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既无机动兵力可调，又因内部矛盾有兵也调不动，不得不下令杜聿明突围，并且悍然下令使用毒气弹。杜聿明集团奉命行动，左冲右突，四处碰壁，寸步难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分头突围，自寻生路。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到敌人的动向，估计杜聿明可能突围。粟裕说：“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天天挨炮，外无援兵，天天减员。天也和他作对，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内的老虎，但要准备他逃出笼来打。”决定乘敌人调整部署、兵慌马乱之机，于1月6日发起总攻。
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经过4昼夜96小时激战，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擒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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