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3条方针。会议讨论的各项议题，都是在这3条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军队向前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问题。
4月30日，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1页。）
粟裕后来回忆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有人说：在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才是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并且能为毛泽东主席接受的。在解放战争历史上，粟裕就是一个突出的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要看提出建议者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并且他自己在实践中体会到确有改变既定方针的必要。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的历次建议，称得上言必有中、算无遗策，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对此已有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作出暂缓渡江南进的决定，仍然经过了3个多月的观察考虑，才确定下来。1950年，粟裕到中南海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陪同吃饭，席间谈起粟裕当年的建议。李涛说：你那次建议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人后方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粟裕说：当时有两种意见。我考虑，与其带几万人去江南，不如在中原打。
中共中央书记处虽然采纳了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但是认为有必要强调坚持渡江南进的既定方针。在5月3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南进战略是否对”的问题，反复强调渡江南进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传达了他的指示。毛泽东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要从过去的经验认识渡江南进的正确性，从解决上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认识渡江南进的必要性。刘少奇说：去年大军出中原，河北（指黄河以北）大胜利，而大军在中原很困难，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是，义无反顾，总要南下，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如果搞不好，江北支持不住，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说：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釆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朱德说：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任弼时说：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
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尖锐地提出渡江南进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的问题，使粟裕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即将采取的战略行动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因而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分量。
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在进行，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59页。）
这样，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和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就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847—848页。）
当时，国民党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共约10万人，相当于粟裕当时指挥的部队总数。中共中央给予粟裕的作战任务是相当重的。
中共中央同时采取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就是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于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粟裕毫无思想准备，大感意外，非常着急，再三请求让陈毅仍回华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和陈毅结成了“陈不离栗，粟不离陈”的深厚友谊。他深深体会到，华野的全盘工作责任实在重大，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知道这是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表示同意粟裕的意见：“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粟裕心想，既然中央已经作出决定，陈毅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自己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
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发出正式决定。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9页。）5月14日，陈毅、粟裕在致华东局、中原局和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陈（毅）邓（子恢）粟（裕）参加中原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代理”。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的电报，“任命粟裕同志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又任命粟裕兼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从此以后，粟裕就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重任。
这就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二让司令”。
粟裕回忆当时的心情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5月7日结束。陈毅和粟裕5月8日离开城南庄到石家庄。应陈、粟的要求，朱德总司令准备同他们一起去濮阳，动员华野部队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随行参谋的日记记述了粟裕在石家庄的一些情况：“5月9日中午，粟裕首长沐浴出来，耐心地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等待接收晋察冀工业局生产的一批弹药，并具体地告诉我弹药的种类和数量。晚上，我们几个人逛大街，在灯光下又碰到粟司令。他独个儿在遛达，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平凡而自在。人们哪里知道，这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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