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他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他认为，“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39页。）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敌人虽然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但是重要点线防守的包袱背得很重，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可用积极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他联系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经验，预测渡江南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认为这次南进虽然与当年形势大不相同，但是我3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这4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4个主力军，我3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3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歼敌3个至5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但是同意栗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年4月18日，栗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
“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3—356页。）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一再“斗胆直陈”，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再次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显然，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三、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有口皆碑的“二让司令”。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3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于3月20日东移，并在到达西柏坡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3页。）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4页。）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的时候，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正进入总结阶段。他们抓紧时间作完总结报告，就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4月29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
粟裕到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那时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3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以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名丧胆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两人都很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原本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了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情，因而身价百倍，名垂史册。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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