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粟裕虽然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惟恐考虑不周，干扰中央军委的决策，因此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
二、在中共中央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再次“斗胆直陈”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意见，
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特地电召陈毅到陕北，与他当面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由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陈毅离开华野已有两个月了。他于1947年11月上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的后勤供应问题，12月上旬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驻地已是1948年1月7日。
陈毅“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02页。），并且向中共中央提出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毛泽东与陈毅商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陈毅为此赋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栗郎”。
栗裕的“子养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现存中共中央收电译稿上看到，毛泽东在阅读时逐句圈点，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
5天以后，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3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请他“熟筹见复”。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足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71—272页。）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认真研究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中原战场作战，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有重大影响，而且对解放战争全局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存在着两种战略设想，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究竟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粟裕对此进行反复深入的思考。
粟裕军事决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这一次，他一如既往，一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例如派出一个加强营和200多名干部到皖南地区，派原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百余干部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领一批干部到长江北岸开展水上工作，等等；同时，进一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一月二十二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51页。）
这段话插在讲渡江时机的第一部分和讲渡江地点及方法的第三部分之间，表面看来不合逻辑，其实含有深刻用意。他用这种方法，提请中央军委注意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月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同时指示：“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时间又作了几次调整。4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按照全军统一部署，进行整顿纪律工作，休整到5月15日为止。渡江时间相应地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两广和特种兵纵队北渡黄河，于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粟裕的提议，华野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调华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华野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参谋长。
在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军阀主义和骄傲自满，违犯纪律等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针对江南作战条件，部队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派遣1个加强营到长江沿岸地区，以各种手段侦察敌军动态。
中共中央调集了一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新区政策。
印制了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
总之，用张震参谋长的话来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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