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战场的胜负，成为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用5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这种“鹿死谁手”的较量，当时正处于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犹如3把钢刀插进敌人胸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胜利完成了开创中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并且调动和吸引南线蒋军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对于迫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蒋军在兵员数量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相当优势，在局部地区仍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蒋介石调集强大兵力于中原战场，除以相当兵力担任8个绥靖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将其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在各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战役进攻。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分兵作战，“我集敌亦集，我散敌亦散”，如以1路大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获全胜，如待3路大军集中又往往失去战机，只能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由于敌人不易分割，又增援较快，有时连中小规模的歼灭战也打不成。特别是被围困在大别山地区的部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无法集中行动，无法获得休息，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原战局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面对这种形势，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呢？这是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在半年来的战争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促使他积极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粟裕回忆这一战略构想的形成过程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当时在中原地区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01—103页。）
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当时，我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敌人在兵员数量上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优势，在局部地区仍能保持优势兵力，因而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反复拉锯的僵持态势。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上集结有十几个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的新老根据地作依托，已经具备打大歼灭战的客观条件。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粟裕预料，如果我们在中原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电报全文如下：
（《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44—346页。）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一）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二）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
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三）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依形势发展，敌将恃物质技术条件，固守在我解放区之某些中心城市。我们不知东北对于近代技术兵种之建设情形如何，不便发表意见。如已有成绩，而能调集各兵种彻底解决一个地区之敌固佳；如无此种可能，似以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则敌人虽有美援亦必不能久持。俟其大厦已倾，则敌固守之大城市似已难存在矣。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否则丧失时机，甚为可惜。
（四）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
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我军在已有政治优势、战略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的发展即可急转直下，迅速解放全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粟裕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晶。现有档案资料表明，在“子养电”发出前后，从1月5日到3月15日，粟裕在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刘邓的4份电报中，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和华野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3次讲话中，先后7次反复阐述“子养电”的基本观点，说明他对这个基本观点是坚信不移的。
然而，正式提出这个建议，粟裕还是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慎重态度。粟裕保存的抄件说明，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又继续观察思考40多天，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在解放战争过程中，粟裕提出的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在10次以上，但是像这样直接地全面地对全国战局和全军建设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他的建议不仅关系战争全局及其未来发展，而且与中央军委已有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12月9日，即预定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粟裕收到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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