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和陈灭全力策划的“党国成败在此一举”的“鲁南会战”计划，给极力推行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严重打击，加深了它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它内部的矛盾和争吵。蒋介石指责陈诚指挥失当。陈诚埋怨蒋介石干涉过多。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飞到济南，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王耀武有口难辩，哀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不久，蒋介石又下令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所属部队。粟裕对此评论说：“薛岳用兵尚属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04页。）
莱芜战役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无可奈何地承认，华东野战军的决策和指挥令他们“寒心”。蒋介石说：“现在匪军往往用佯动突击来欺骗我们国军，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主力的所在”。“莱芜和吐丝口一带作战的失败，匪军能集中兵力，攻击我们的弱点，消灭我们的大军”，“可以说是（国军）最可耻的失败”。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说：华东野战军“作战指导方针正确”，“指挥卓越，捕捉战机迅速”，为了“确保主动，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稍受牵制，集中优势兵力，遂行各个击破，从而主宰了战局”。
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评论，“盛赞华东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及其领导者陈毅、粟裕两将军”，指出莱芜战役取得的空前大捷“已彻底粉碎国民党最高当局企图在山东会战中歼灭我军主力的计划，并使国民党军遭受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因而必然引起对于国民党军是最严重的后果”。陈毅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89页。）华野广大指战员联系解放战争以来的亲身体验，充满信心地说：“再难打的仗，有502指挥，胜利就有把握。”
在莱芜战役的实践中，粟裕不仅再次表现了卓越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而且再次表现了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作风，对莱芜战役的经验迅速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战后召开的华野高级下部会议上，粟裕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他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着重从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上总结了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一次战役中，仅以六十三个小时就俘虏四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六万人左右，我仅伤亡六千余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少有的”。莱芜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加深了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在战略上我们争取了主动权，我们已开始能够调动敌人，使敌人听从我们的指挥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正确”。“在军长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毫不留恋地放弃临沂，北上歼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指出，“这次战役值得今后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同时指出，“我们对敌情的了解还不够，特别是对王耀武的指挥特性了解很差。如果我们了解到王的性格大胆果断，能命令其部队一天一晚后撤数百里，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敌十二军（其当时部署于胶济路张店，明水一线）也就无法逃跑了。这说明我们不仅要了解敌人的番号，兵力、装备，战斗力及部署等，还应了解敌指挥官之性格特点。如对方是多疑的，我可多设疑兵；如对方是猛将，我们则来一套软的”。
粟裕说，这次战役的重要收获之一，是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在这次战役中，“各兵团首长在山地作战，通信联络困难及超越敌第一线作战等条件下，能按照总的意图，机动灵活、果敢坚决地完成了任务，也是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第一次敌情变化后，如果我们同意截敌后尾，则五万多敌人就不易消灭。正因为我们没有动，敌人就不再怀疑，否则王耀武即使接到陈减再向南进的命令，也不见得就会执行的”。又说，“大兵团作战，各纵队求缴获之心不应过于迫切，而应局部服从全局，个别服从整体”。“在大兵团作战中，往往有的部队很吃力，但缴获很少；有的部队所付代价不高，但缴获很多。因此，在评定战绩时，主要应视对整个战役是谁起了决定作用”。
在关于以后作战和建军的意见中，粟裕强调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加速技术兵种的建设，培养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技术干部，加强司令机关和参谋工作。他说：“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同时要“选择培养和大批提拔有发展前途的新老干部，学习各种武器的不同性能和结合使用的方法，研究对敌人新武器（如坦克、火焰喷射器等）的对策，以期在现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如仍停留在现阶段上，将不能担负起今后更重大的任务”。（《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310页。）
在粟裕的具体指导下，华野特种兵纵队和特科学校迅速组建起来，于3月8日在沂南县苍子坡正式成立。各个纵队也组建了自己的炮兵营，并准备在条件具备时扩建为炮兵团。莱芜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使这些技术兵种在装备上得到充实和加强。
粟裕的《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是在3月8日作的，距离莱芜战役结束只有10多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而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创造性、预见性，是他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三、打乱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部署，用“耍龙灯”的办法创造战机。
泰山脚下再歼蒋军第七十二师。
莱芜战役和乘胜进行的胶济线作战刚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较量随即拉开序幕，敌我双方统帅部展开了又一回合的谋略竞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内线作战更有利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了要陈粟与刘邓一起于5月转入外线作战的决定，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赋予他们在以后10个月内歼敌40至50个旅的作战任务。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蒋介石集团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兵力，采取主动，在我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因此，他决定采取“空心战术”，在大后方只留下3个正规军，而将95％的主力部队凋到前线，继集结重兵进攻陕北解放区并攻占延安之后，进而集结重兵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认为，“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战区的主力，则其他战场就容易肃清了”。蒋介石这个如意算盘，被称为“黄河战略”。
从3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开始实施他的“黄河战略”。3月13日，发起对陕北解放区的进攻。3月15日，下令“堵黄复故”，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迫使黄河改流豫鲁两省故道，企图切断华东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紧接着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兵力特多，共有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45.5万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总兵力的66％；二是强敌云集，“五大主力”在关内的3个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全部使用于山东战场；三是改变战法，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企图摆脱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而陷解放军于战略战役上的被动不利地位；四是直接指挥，蒋介石坐镇南京统筹决策，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而由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担任主攻。蒋介石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山东，企图孤注一掷，改变全国战局。
蒋介石和他的手下将领又一次错误地估计形势，其势汹汹，志在必得。蒋介石扬言：“陈毅两战之后，元气大伤，钻进沂蒙山，以山大王战术与我周旋。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把他一扫而光！”后来的事实证明，等待他们的是陈粟大军一记又一记铁拳，被一扫而光的是他们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
不过，陈、粟并不急于动手。他们的对策是：持重待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大量歼敌。
从2月底到3月初，陈，粟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5个纵队集结于淄博地区和胶济路沿线，决定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以及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经验，策划和准备即将进行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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