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军在“清乡”区内强抽壮丁，编组“自卫团”，掠夺人力资源。第四分区军民采取各种手段破坏敌人的抽丁活动，坚决镇压卖力为日伪抓壮丁的汉奸、特务，使日伪编组“自卫团”的计划大部落空。
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还派遣一批秘密党员潜入伪组织中，分化瓦解敌人，开展隐蔽斗争。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派汤景延等率领的通海自卫团打人伪军内部，进驻“清乡”重点区内，配合公开的反“清乡”斗争。这支部队以“灰色”面貌出现，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仲彝、政委顾复生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地坚持特殊的战斗，控制了长江北岸几个港口，保证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他们利用伪军经商作掩护，开办“协记公行”，采购和运输军需物资，护送苏中区党政军干部来往，搜集和传递重要情报。他们还根据上级指示，秘密处决日伪特务分子。1943年9月完成任务以后，汤景延等奉命率部暴动，进袭日伪据点，然后胜利归来。汤景延团的行动，对日伪军是沉重的一击。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等为此受到小林师团长的严厉斥责，险些丢官丧命。粟裕说：“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在错综复杂的反“清乡”斗争中，粟裕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利用日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灵活的策略，达到了得心应手境界。
1943年3月1日，粟裕专门就反“清乡”的策略、方针问题，对第一师各旅、苏中各分区发出指示电，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和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89页。）
在1943年6月上旬的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述了反“清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对于日军，粟裕指出，要利用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之间的矛盾，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小林师团，而对南浦旅团的打击适可而止，促使南浦旅团对“清乡”采取消极态度。南浦因为对日本派遣军总部委任小林主持“清乡”不满，在换防时不等小林部队到来就开走，连工事、铁丝网都破坏了。苏中区民兵乘机收复了许多小据点。“清乡”开始后，南浦又采取不合作或消极服从态度，作战不力，后来被召回日本国内。
对于伪军，粟裕采取利用旧派、打击新派的策略。以张北生为代表的新派伪军是“清乡”的坚决执行者，日军给以支持和寄托，而对以李长江、杨仲华为代表的旧派伪军则实行打击、吞并政策，结果造成伪军内部的分化，日伪之间的矛盾加深，引起新旧两派伪军的激烈斗争。针对这种情况，粟裕提出，要善于利用日伪之间、伪伪之间的矛盾，打击新派伪军，利用旧派伪军。同时指出，新旧两派伪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既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向旧派妥协，也不是支持旧派使新派完全失败，而是使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其加深，并久拖不决而无法进行‘清分’。”（《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08页。）
1944年1月16日，粟裕以苏中军区司令员名义发表《告“和平军”将领书》，向旧派伪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在这篇文告里，粟裕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府的阴谋，指出：“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当‘和平军’也决无出路。李士群是死得悲惨的，杨仲华、李长江是垮得悲惨的，项致庄（改编后的苏北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及今天得意的人物，也必然死得、垮得更其悲惨的。因此，今天你们中不论是得意的人物或失意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可怜虫，都是在做黄粱美梦，而你们在黄粱未醒之际，已不知不觉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自己的前途，你们的生命，都是悬在刀口上了。你们叛国的罪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鬼子牵引着而加深了一步。”粟裕恳切劝告他们：“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你们的生命财产，特别是为了你们不至于完全失去做中国人的资格，你们应即时猛醒，千万不要再上鬼子的当，不要再受项致庄的欺压蒙蔽，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强化’、‘改编’，拒绝‘调防’，不接受作战命令，赶快和我们紧紧携起手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中来吧！”（《粟裕论苏中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l版，第403—404页。）
这些政策攻势，在伪军特别是旧派伪军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唤醒了一部分伪军残存的民族意识，也促使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因而使一部分旧派伪军向新四军靠拢，孤立了“清乡”的急先锋新派伪军，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
在领导和指挥第四分区反“清乡”过程中，粟裕对苏中全区的斗争作出了全面部署。他指出，“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斗争方针要有所区别，
“清乡”区与非“清乡”区的斗争要互相配合。他认为，敌人兵力不足，只能采取分区“清乡”的办法，在“清乡”区内力求打破现状，在非“清乡”区则有意或无意地维持现状。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在非“清乡”区主动地打击敌人，促使敌人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以减轻对“清乡”区的压力，从而使苏中全区以反“清乡”为重点，各区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夺取反“清乡”和反“扫荡”的双重胜利。据1943年统计，苏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作战624次，毙伤日伪军15054人，生俘日伪军11949人，缴获步马枪30914支、轻重机枪294挺、掷弹筒62个、炮64门；民兵自卫队作战2855次，毙伤俘日伪军4105人，缴获长短枪596支、机枪4挺、掷弹筒5个。群众性的反“伪化”斗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仅第一、第三两个分区7个县就动员70万群众参加斗争。经过斗争，第一分区和第十八旅控制了高邮、宝应、淮阴间大块地区，打通了与新四军第三师、第四师的联系，取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第二分区部队接连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扫荡”，巩固了根据地的基本区；第三分区和第一旅通过反伪化反伪捐斗争，进一步缩小了敌占区；第四分区和第三旅不仅坚持了原有阵地，还有新的发展，乘机开辟了过去没有基础的沿江地区及敌据点附近地区。粟裕后来说：“如果没有四分区的坚持，各分区在去年就不会得到这样大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各分区积极发展与加强斗争的配合，则四分区的坚持也是会有困难的。”（《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68页。）
从1943年4月开始，经过6个月的反“第一期清乡”、3个月的反“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一直持续到1944年2月的的激烈搏斗，最终以日、伪军的失败告终。苏中抗日军民在斗争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殷逸、王澄、鲍志椿等优秀干部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在“清乡”区内推行抢光、杀光、烧光政策，对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灭绝人性的残害。据不完全统计，“清乡”区内牺牲干部104人，死难群众上万人，被奸淫的妇女1300多人，被抓壮丁1900多人，被毁民房4000余间，给第四分区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是，苏中党政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越战越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巍然屹立。日本侵略军无可奈何地承认：“苏北‘清乡’的最大敌人是新四军”，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有极强之基础及组织”，“其工作非常巧妙”，“一如散沙之农民，能被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哀叹他们“工作之困难不待多言”，“殊难收肃清之效”。
苏中反“清乡”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永放光芒的不朽篇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40年后，粟裕仍然以激动的心情绘声绘色地回忆这场斗争的情景，欣然为《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一书题词：“人民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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