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一般军队每天都是“三操两讲”，二十四师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一堂简明的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粟裕和同学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完毕，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虽然队长没有一声表扬，也没有批评一人，谁看了心中都有数。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然后重新集合，带回营区，直接走进饭堂。吃罢早饭就是军事训练。教官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武汉是有名的“火炉”，教导队开学又是在夏天，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要求，炎夏酷暑照常出操，有时还特意命令大家脱下帽子，光着头在烈日下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一动。军事训练是严格的，生活又很艰苦，平常吃的饭经常有意掺杂谷粒、砂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更无法边拣砂子边吃饭。
艰苦、紧张的军旅生活犹如大浪淘沙，一些人吃不消了，退却了，先后离开了教导队；许多人坚持下来了，后来当了红军的师长、团长，绝大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就是粟裕在二十四师教导队同学中的幸存者。粟裕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艰苦的生活，开始时很不适应，一天操课下来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但他立志从军，献身革命，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他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他把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操课，当作磨炼自己的最好机会，咬着牙坚持，自觉适应军旅的要求。
教导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校，很重视培养学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观点，假日外出必须集体行动，二人以上就要齐步行进。洗澡换下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洗晒。教导队设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的油漆地板，规定必须每天擦拭干净。尽管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由于教导队废除了旧军队盛行的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内部关系比较融洽。上级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但在中共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军官士兵，彼此之间都可以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发现谁有什么缺点或思想认识问题，便真诚地做工作，帮助教育。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粟裕感到心情很舒畅。刚开学时一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学员对严格的训练生活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加强了思想教育，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掌握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大家明确肩负责任的重大。有一次上政治课，教员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一名学员站起来回答：“死更难受！”
教员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粟裕完全习惯了军旅生活，深深爱上了这样的军队，身体锻炼得更结实了，黑里透红的脸色，四肢肌肉鼓鼓的，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比较好地实现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部队发的枪支很陈旧，
“汉阳七九式”步枪就算是新式武器了，一个连只有寥寥几支，最多的是“老套筒”，还有9响毛瑟枪。粟裕懂得手中武器的分量和肩负责任的重大，对枪支倾注了深深的爱，一有空就认真擦拭，细心保护，枪身枪膛没有一点污迹。
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二、参加南昌起义。头部中弹昏迷，醒来首先想到的是：“绝对不能离开革命”。
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逐步暴露出假左派真右派面目，加快了反共步伐。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还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收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自动交给武汉政府的唐生智总部，并把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送给汪精卫过目，以表示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面对紧张局势，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东征讨蒋”为名，沿长江东进，经九江到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粟裕和教导队的同学们早就憋不住了，都想拿起枪杆和反动派干一场。汪精卫政府对这支由清一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部队极端仇视和害怕，千方百计想缴教导队的枪。一天，粟裕和同学们正在议论下一步该怎么走，突然听到值勤哨兵一声“立正”口令，大家顿时寂静下来，一齐站起来，注视门外，原来是叶挺师长来了。粟裕和同学们迎上去，有人急切地问：“师长，我们怎么办？部队究竟开到哪里去？”叶挺用坚定的口气回答：“你们准备好，过三天就出发！”
叶师长指示每人准备好2双草鞋。学员们虽然对具体的任务还不清楚，但知道部队要行动了，都很兴奋。当天晚上各连都召开动员大会，传达叶挺师长命令。粟裕和战士们连夜动手打草鞋。第三天，出发命令下来了，教导队离开武昌，经湖北的大冶、黄石港，坐民船沿长江而下，直奔九江。粟裕心情激荡，和同学们一路高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军阀，打倒军阀……”为了沿途减少目标，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教导队到达九江不久，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也到了，接着周恩来等都到了九江。粟裕预感到部队将有重大军事行动。果然，新的命令下来了：“部队沿南浔路往南开，月底前到南昌集中。”
部队按时到达南昌。粟裕所在的中队奉命执行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警卫队任务。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是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4层楼房，进门是一个长方形庭院，南方称“天井”。穿过“天井”是大旅社的宴会厅，叫喜庆厅，三大间，呈长方形，一式花格子长窗。二楼有大小两套房间，大的是负责和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周恩来平时不住，来大旅社开会时在这里休息，或找人在这里谈话。起义前几天，警卫队就在江西大旅社总指挥部执行门岗和内卫任务，归前敌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处长李立三直接领导。粟裕明白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把江西大旅社里里外外，包括周围地形，房间位置、布局、大小，乃至房前屋后一草一木，都仔细看在眼里，默记在心里，保卫总指挥部和首长的安全。那些天喜庆厅特别繁忙，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进进出出，二楼房间的灯光几乎天天彻夜通明。粟裕知道这是周恩来等在召开重要会议。他预感到马上会有重大行动发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粟裕格外提高警惕，在喜庆厅门口放了双岗，严禁外人人内，还架起两挺俄式水联珠重机枪，枪口对着旅社门外街道，亲自带班，在楼下往来巡逻。
7月31日，南方的炎夏高温灼人。傍晚，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下来了：“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粟裕带领全班一边擦枪，一边小声议论：“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啊？是人家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去打敌人？”天渐渐黑了，部队还没有行动的迹象，粟裕早就全副武装，坐在打好的背包上待命。这时周恩来来了，他走到粟裕所在的中队跟前停下来，睿智的目光迅速扫了大家一眼，平静地说：“同志们，要打仗了，怕不怕？”粟裕和战士们齐声回答：“不怕！”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任务吧！”
时间已经是半夜，外面一片寂静，战士们谁也不想睡觉。突然一声哨音划破夜空，随即传来紧急命令：“全体集合，班、排长到中队接受任务！”粟裕和战友们奉命去策应一支部队起义。这时南昌城内已响起清脆的枪声。枪声由稀到密，紧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一齐轰鸣起来。粟裕和战友们跑步向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赶去，到达目的地立即把军官教育团营区包围起来，按照规定的联络信号，对空打了一排子弹。短时间的沉寂以后，军官教育团营区响起了表示敬礼和欢迎的号声。不一会，粟裕看到一队武装人员护卫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严、蓄着大胡须的40岁上下的军官走了过来。警卫队有人小声说：“朱德，他就是朱德。”这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朱德满脸带笑，边走边和蔼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粟裕和警卫队战士立刻迎上前去，把朱德护送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当时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他顺利地组织、领导了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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