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了五六天，静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郑慕周从秀水派人来通知，县委要他立刻进城！他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戴顶旧草帽，由吴瑞卿陪着就到秀水见舅父。这是舅甥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见面。郑告诉他，县里收到绵阳地委电话，王维舟命寻访他的下落，让他马上去成都工作。这是新县长赵鸿图亲自找郑慕周转达布置的。与舅父进入县城，正碰上接收人员与北支队发生冲突。宋达派人通知新县府，召开一个新、旧县长出席的“送旧迎新”茶会，遭到拒绝。于是宋扬言要撤出县城。这就意味着把十一名接收人员全部暴露给四围活动猖獗的武装匪类。这是第一个到郑府来拜望沙汀的刘桢品亲口告诉他的。宋达已经介绍刘入了“党”。沙汀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当天分别会见了赵鸿图和宋达，平息了这个茶会风波，这才启程赶赴绵阳。
他从纷乱的事变中预感到家乡鱼龙混杂的局面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澄清。后来整编北支队，安排旧公务人员，恢复工商百业，镇压兵变和匪乱，安县的斗争委实激烈。最不幸的是，吴瑞卿有不久的征粮反霸工作中当上评议员，揭发袁寿山、萧文虎的行为，引起仇恨。萧叫他一个瞟眼子的侄儿于光天化日下，当着两个木匠的面，枪杀了正在厨房干活的小学教员。在沙汀的“保护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对峙，是严酷的现实。袁寿山——萧文虎——吴瑞卿构成了三十年后他的中篇《红石滩》的基本线索。
这都是后事。现在是郑慕周一直陪他到了绵阳。在地委，他先后会见了刘文珍、彭华几个干部，次日坐上地委为他安排的邮车，前往成都。郑慕周看他钻进邮车的驾驶室，才把一颗心放下。他回看舅父，车下这个高大的老人就是他从小熟悉的“保护人”。这些年为了他的安全，操的心也尽够了。现在舅父独特的政治身份会给他带来何种前途呢？这是两人都在想，却又最怕明言的事。在绵阳的两天，组织上让他介绍安县上上下下知名人士的情况，及对新政权的态度，他谈得详尽、细致，一篇一篇的，唯独拒谈郑慕周，而要求地委自行了解自己舅父的政治倾向。他只能这样做。虽然他很清楚，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郑不断求进步的立场，相信他会与人民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但不便由他来说。车终于扑扑地发动了。他默祷着亲人的安好，决然地挥手告别。
邮车在公路上疾行。晨风吹拂着他，冷峭而刺激。他觉得这部车子带他冲出了“第六病室”。他的半囚禁的亡命生活结束了。迎面的空气是新鲜的，呼吸是舒畅的。不用化装，可以抛头露面，不怕见任何人，想用多大的声音讲话就用多大的声音讲话。这就是“解放”呵！
你把建国后写的短篇集命名为《过渡》，有深意存焉。
只有“过来人”能体味甘苦。对于新的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是“忠实”到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它的。
※第十一章 过渡
【穿不惯灰布制服】
成都等待他的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一夜之间，他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主人。从此，一个写农村小说的创作家将定居城市，成为一名半文艺官员。他来不及想自己的地位有多么特别：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地出身的党内干部。
他先是借居在童子街十三号林如稷家里。那天，穿了一件下水多次的长衫，戴顶风雪帽，到商业街原励志社，现省委驻地，向王维舟报到。王维舟正要去出席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宴会，匆匆忙忙告诉他，川西党委已安排他去做文化接管工作。两人一同下楼，王用车子捎了他一段路。在车上，王维舟盯住他瘦削少血色的脸，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啊！”
大概王维舟听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而眼前沙汀的样子，除了没像一般场镇上的瘾君子拖一双鱼尾巴鞋，其他也大致不差。难怪次日夏正寅来林寓探他不遇，留下的便条会问他每日何时过瘾，以便适时来访。这真叫他哭笑不得。他向王维舟简述从青年时代起舅父便不许他加入袍哥的家规。王微笑着点头：“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影响啦！”
军管会文艺处设在学道街益都公寓。是前后两座三层的洋楼，中间夹了个天井。军管会的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欢迎他的到来。张非垢是熟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赴冀中的学生，曾有师生之谊。他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后楼二层的房间。又让他换上崭新的四个兜灰布制服，好使他像个政府的干部。不过，他穿制服总是不舒坦，不如从睢水赶来的玉颀。玉颀换上列宁装，辫子盘顶，戴上八角帽，是那么秀秀气气的。他尤其用不惯皮带，硬是要妻子用手针改造了制服裤，装上一根松紧带。
他在文艺处的工作并无名义，就是协助处长常苏民在成都文艺界联络。依靠原来的文抗成都分会的关系，找了李劼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邓均吾等老朋友，拜访了谢无量等大学教授，召集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政策，大致就做这些事。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起码在解放初期那种环境下，“洗脑筋”是在一种特定气氛下人人争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他不陌生。集体主义、纪律性，他却需要有个适应过程。
1950年下半年与他一道工作过的李劼人大女儿这样回忆：益都公寓挂着军管会文艺处的牌子，又办公，又是宿舍。我住在前一座楼的第一层，能看见沙汀夫妇住的后楼上面的窗户。他不修边幅，头发从来没有理好过，穿衣服不能把扣子全扣上，不穿皮鞋，也穿不惯制服。不大管事，就想写作，还鼓励我写作。给我看他的长篇“三记”，叫我帮他划出哪些字太“土”。他对供给制不习惯，晚上常与玉颀到外面吃东西，或者搞个泥炭炉子（烧桴炭），自己做了吃。这种农民式的散漫自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而思想改造，已经是他经常遇到的课题了。小说里土语土词用得太多，妨碍其他省的读者阅读，这是别人给他提出的意见。他不能不检查，但骨子里何尝认错！一直到写八十年代几部作品，满篇土话，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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