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适宜，根本做不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林如稷的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弄得狼狈不堪。
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〇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1949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1950年1月，他和我都在文艺处，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8、9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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