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园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弃的困扰。
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已经迅速向西南各省推进。经常有人来求吴代写书信，听到农民各种对战争的反应。吴有段时间帮袁寿山他们写票据，睢水统治层倒卖粮谷、做鸦片生意，以及崩溃前忙于遮掩的内幕，他都对沙汀讲过。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进展奇快。
《炮手》是在睢水便开始想的。《医生》是听说的一个传闻：一个医生把金圆券剪来摊了膏药。凭他接触过的乡村草医设计人物，在袁寿山炮楼上给自己治过疮的拱星姓王的医生浮现出来。起初他想这个人应是善良、节俭的，但节俭与剪金圆券似不统一，才注意突出他的耿直。在四川的地方性格中最多这一类人。赶场农民见面就问今天涨了好多，米价好多，银元好多，没有人再认纸币了。他决计把这些感受写进这个奇特的医生故事中。
礼儿的中学放寒假，吴瑞卿暗地引他来见父亲。两爷子用被子围住面对面坐在床上，像朋友一样谈话。十三四岁的少年知道不少社会新闻，“二五减租”本来就是欺骗，山区的地主还要玩各种花样。这促成他写《退佃》、《减租》。写好读给吴瑞卿听，征求他的看法。这些短篇都较粗糙，是在十分振奋的心情下急就的。他的政治理想，如今很快将变为现实，快得令人眩目，缺乏思想准备。在两个政党殊死较量的重大历史时刻，想到自己不能和朋友们站在一起，却处于中心漩涡之外，成了局外人，这使他内疚。杨礼那次来住一晚，讲起刚俊曾潜来睢水，说组织上考虑安排他去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可惜没有联系上。那么，除了用这支笔，他还能做什么呢？
几乎在一种赎罪补过的心理驱策下，他一反多年应报刊相约才写稿的习惯，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来不及推敲词语，也不顾题旨有多么重复，写了一篇又一篇。只有写作能安抚他起伏的心潮。
作为冷眼旁观者，他有机会考察泰山压顶下蝼蚁四下逃散的特别景象。尤其注意大小统治者欺骗人民，掩盖自己丑行的“奇观”。类似一年前写的《选灾》的故事，在安县久演不衰。带起武装，在枪口下让你投票，被人们戏称为“炮选”。他记下好几则这样把“民主”赐给老百姓的材料：大选来了。乡公所每天传锣，召集选民投票。虽然大多数毫不发生兴趣，可是这个并无阻碍，保长们乐得清清静静填票，写上极占势力的候选人。但某一保，因为保长懦弱无能，又有人在为第一候选者活动，他不敢随便填票，怕人检举，而他能做的，只有经常找人传锣，但依旧很少人去。最后日期满了，他也只好在两派监视下每人填一半票。（一则）
随处都是揽载选民的汽车，但多少都怕坐。于是骂了：“又不是送你上杀场啦！”接着更四处拉人，而一个青年人被抓上车了。那母亲也恰在一道，于是哭闹起来，因为她以为是拉兵。（二则）
《酒后》，是从苦竹庵得来的印象。萧业贵的父亲对战事发展很不安。此地的保长四十岁、五十岁做生，农民都要送礼，送对子。满堂张挂，以为荣耀。有的挂上几年，积满灰尘也不收走。那些天沙汀见萧父在归拢这些东西，便问他。老头说周围许多人都在收箱啦。这些人像驼鸟一样，以为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
再发展下去就更稀奇了。山里的粮户纷纷经过睢水向平原逃难。街上的溃兵越来越多，见到能吃的东西，烧饼、凉粉、豆腐、豆渣，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他们已经凶不起来，简直可怜了。只要农民肯给他们一套粗布便装，他们便会把军服、军毯、步枪，甚至美式手提机关枪都换给你。
简毅从玉颀那里知道了他在板栗园的住所，跑来告诉消息：一个叫宋达的地下党员（后来知道是脱党分子），组成北支队，自任政委，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活动。让他转告沙汀离开西南乡到他们那边去，宋可派武装接送。可仔细一问，这支队伍混杂得不象样子。队长刘丕承，国大代表、军统分子，是郑慕周的对头刘世荣的侄子。刘世荣是郑杀掉的陈红苕的搭挡。安县新贵刘桢品，中统特务小头目。与宋达打得火热。听到这几个人，他马上一口回绝了。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各种人物都会出来登场。他决定静观待变，迎接自己的人。
1949年年底，先是12月21日绵阳解放。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这张布告贴在旧衙门照壁上，天色已黑，竟无一人理会。半夜，公园钟声震响，锣鼓齐鸣，市民们从梦中惊醒，跑到体育场一看，矮胖胖的宋达与刘桢品手中展开一面大红旗，中央缀着五颗金星，在台上哇啦哇啦，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群众又见北支队举火炬游行，县里土豪劣绅，二教九流，无不“欢迎解放”，只好睁圆惊疑的眼睛。
直到过了1950年元旦，1月3日，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群众才看到解放军模样的新干部。这一天是赶场日，农民一批一批涌进县衙去观看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昔日阴沉的厅堂里充满笑声欢语，成为老百姓体会“解放”的第一件开心事。沙汀在板栗园，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散兵们像几滴水落入广袤的土地，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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