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便让老人在追求停止内战的新环境下起死回生，刻画出范老老师的形象。这篇《范老老师》11月写好，越年1月，以《新华日报》大半版的地位连载了两日，发生大的政治影响，这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还是少有的。这提起了他写应急式作品的热情，但大部分显得粗糙。
当然，写壮丁回乡故事的《还乡记》，他是用细工琢磨的。贫苦农民冯大生一不是探亲，二没有军装、符号，像告化一样，突然回到林擒沟，发现自己的女人金大姐成了保队副徐懒狗的老婆……。这个基本构造他已经想了一年。林擒沟的历史、面貌，就是照刘家沟写的。金大姐这类女人，在睢水、刘家沟比较多见。她们追求幸福的热情，健康柔韧的身坯，都被生活本身糟蹋。长期守空房的孤独，使她们禁不住周围浮浪光棍的引诱，陷入泥潭后又深自悔恨。她们与恶势力结伴，却保持了善良的心地。她们绝决的反抗，几乎只有拼死一法，但终显软弱。许多女人便这样终生喝下自己酿成的苦酒。沙汀不是个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但他能体味这一类型农妇所遭遇的感情挫折，他同情她们，在金大姐的命运中写出她们复杂的婚姻处境和心理。就如正面写冯永生怎样在忍辱、拚命、告状、狂啸山林和集团斗争之间选择出路的农民一样，都是他面临的新的写作课题。他理解的被平原地区称为“山猴子”的山里农民，他们的驯顺和顽强是同时存在的。
长篇写到第七章 ，冯大生提了斧头默默地闯进徐懒狗的院坝，要和霸妻的仇人殊死相拼。这时，何其芳一连写来了两三封信，催他去重庆工作。看来事情很急，只得停下《还乡记》的写作，奉命出发。这一次的打断，造成这部长篇文气的前后差别，以至疏密不一。
5月5日，他又一次乘车驶进山城。他在路上的心情是晦暗的。在成都借住在陈翔鹤家。陈的弟弟刚刚遭人暗杀，他临时的床铺放置的堂屋，死者的牌位还未撤去。在这样的房间里联想这场谋杀案的内幕，一夜如何入眠？他还想起艾芜从今年始给睢水的来信，谈到胡风他们办的《希望》、《泥土》两个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自己近年的小说是“客观主义”，感觉十分恼火。在穷乡僻壤读不到这些刊物，他至今不了解具体的批评内容，只是认为三十年代中期产生的隔阂，今天用“文学理论批评”的面目重新出现了，而且是“缺席裁判”！那种不能“还手”的地位，增加了他的恼怒，所以，一到重庆中山一路四川省委的驻地，见到何其芳、冯乃超后，便完全忍耐不住了，要其芳提供资料，声明要写反批评文章予以回击。
何、冯两人立即好言劝慰。冯乃超说：“昨晚五时周副主席离开重庆去南京，在谈到文艺界的问题时，还特别嘱咐要讲团结，不要抵销力量了。”
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尊敬，他才把火气压了下去。后来通过住在张家花园的画家卢鸿基，他还见过一次阿垅（S·M）。阿垅穿了一身军装，非常神气，和他的土头土脑恰成对比。沙汀已经读过路翎（冰菱）谈《淘金记》的文章，觉得胡风这批人，用所握的理论条条来硬套自己，主观武断得惊人。作者的主观热情与对社会、人生的拥抱，应当各有各的方式。他这时已能把持得住，也就不会去向阿垅发火了。（关于这场公案要让后人去评说。“客观主义”这个命题落到你的讽刺作品上，将不动声色的风格曲解了，但他们要求文学树立反映生活本质真实的目标，倒与你并无“本质”区别。除去感情的因素，现在不觉得有些批评击中了你的要害吗？比如说你作品思想力不够，“缺乏着更深的、热情的探求”之类，你看呢？总体评价错误，不等于个别观点全不可取。他们也承认我善于“观察”社会，如果说对“人”开掘不深，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
在重庆的当晚，其芳简略地说明让他来的目的。“文协”胜利后依然存在。总会迁上海。请他出山为的是建立重庆分会。第二天晚上，在张家花园坝下孤儿院艾芜的新住地，其芳与他讲得更具体：双十协定实现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开“国大”，这里的文艺界由你出面竞选“国大代表”。这是组织的决定。解放后沙汀才知道，这时的其芳已经是四川省委的候补委员。
他又一次住进张家花园。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大部分外籍的文化人都复员离渝。总会秘书梅林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全家即将去上海。见了沙汀，交了他一笔二、三百元的“复员费”。
沙汀说：“我是四川人，没有复员问题。”
梅林笑道：“不复员，理事会决定也要给你一笔。贫病作家嘛，不病，至少算贫吧。”
他还告诉沙汀，胡风、艾芜他们都领了。钱是从美国援华会拨给“文协”的。为了这笔“美援”，沙汀日后在“文革”中做为美国特务的嫌疑，吃尽了苦头。
克制着熟识的朋友一一离去带来的惆怅，他开始以“文协”总会理事的主人身份，筹组起分会事宜。手下有个姓蒋的青年当助手，经他同意，萧崇素从泸县的一个中学赶来帮助他工作。在他与其芳之间，有王觉做联系人。1944年沙汀来重庆，以群介绍我在“文协”认识他。
南方局当时的方针，读书、生活、新知等书店出书受压制，就办若干小出版社，取各种名目。以群办了新地、新鲜、自强，都是三联的人管印刷发行。我在新地，出了沙汀的《困兽记》。我写过书评，笔名渥丹。1946年，他再次来渝，我当何其芳助手编《联合特刊》，后改《萌芽》。编辑部最初在三联，四平方米一间屋子。其芳的书信往还，外人找其芳，都经过我，再经《新华日报》的送报人转。沙汀每次找其芳都性急。夏天，一次，他穿灰绸长袍，里面是中式绸汗衣，手拿拷克帽，有点化装的意思，来找我与其芳联系，还问我看他的样子行不行，谨慎而有风趣。
在艾芜家里，其芳已经与他们商定了分会的理事人选。确定了这一向与文艺界联系不多的沈起予、金满城也加入进来。因为他们既是本地人，社会联系又广。沈是沙汀亲自去请的，还有诗人王亚平等人。第一次筹备会开得顺利，大家选定沈起予任分会总务。分会的房子、家具都是总会留下的，实际上驻分会的理事只有沙汀、艾芜。关于经费，决定邀请京剧、川剧界的熟人开个募捐性质的晚会，用门票节余做分会的基金，主要够支付张家花园的房租就可以了。义演假七星岗宁波会馆举行，请来了金素秋（关肃霜的师傅）的戏班。金唱的是《春秋配》。还有本地的川剧、杂耍节目助兴，倒也挺红火的。
分会牌子打出去以后，这年端午诗人节，在王亚平倡议下，沙汀主持了纪念屈原的集会。《新民晚报》报导这次诗歌朗诵会的新闻，在副题上开了他一个玩笑，叫做“呆头又呆脑，如何写小说”。描述他在主席台上一身土气的穿戴和举止，大体符合实际。说他“土”，是不会像说他“客观主义”那样惹他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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