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到重庆曾去看望郭沫若。天官府小楼上，书籍都捆扎起来，于立群忙忙碌碌收拾衣物，他们很快要赴沪了。原来“文工会”的领导人物，只留下阳翰笙。到了6月，分会想搞一个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会，由于政府已明令禁止集会，沙汀与阳翰笙商量后，决定用聚餐名义在中苏友协的旧址召开这个会，由阳来主持。
开会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多。北碚没有离渝的文化人来了不少，南温泉向辉学院来了一群，《新华日报》社社长傅钟也到场。会中王亚平几个人朗诵了《海燕之歌》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句子，在这样一个环境读出来，格外有激发感情的力量。会快结束，有几个宪兵突然闯进来察看，一时弄得沙汀很紧张，也增加了一种气氛。
除了代表分会去参加民盟、民建召开的各种会议，接待复员路过重庆的文化人冯至等人，这次集会的成功要算沙汀最得意的事了。
他没有料到，在重庆的工作很快被恶劣的政治形势扼杀。8月，美国马歇尔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不久，五年前在安县郑慕周家里结识的何薨仁，突然打电话邀他去谈话。抗战胜利，何接受卢作孚聘请，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处长。临离安县，他们还见过面。沙汀曾写信把何介绍给“周公馆”的许涤新，何做为统战对象，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沙汀得到电话的当晚，便到民生公司何的办公室去。何薨仁告诉他，当日上午，他代表卢作孚去开了国民党市委、市府、警备司令部联合召集的全市各大企业、公司的秘密会议。主持人警告工厂主、经理们，共产党即将在山城暴动，破坏全市的工业设备和市政设施，要大家提早防备。何薨仁觉得这是政府镇压前的一个信号，所以马上通知他。沙汀明白这件事应即报告省委。南方局迁走后，四川省委是吴玉章、王维舟二人负责，其芳在其中工作。告别何出来后，他连夜到七星岗《新华日报》一个记者站，找到值班记者邵子南（让沙汀看过他写的解放区的中篇），请他通知其芳，明晨务必到张家花园一见。
一夜心里有事，又是无眠。直到其芳早晨赶来，听后，神色严重地匆匆离去，他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重新关上房门睡觉。
问题果然严重。几天后，吴玉章等在宁波会馆宴请各社团、民主党派与工商界人士，沙汀代表文协分会出席。这个会显然是对那个会的“反击”。重庆发生朝天门大火、江北大火两案，捕了许多人。内战已不可避免。8月底，其芳通知他“撤退”，回故乡隐蔽。同时告诉他，行前要去见吴老一次，听取指示。
远在读省一师的年代就敬仰的这位四川教育界元老，从辛亥到如今始终追求进步、革命的前辈，平日总是那样温文尔雅的。今天，在对他谈了形势、前途后，用坚定的语气，让他经成都找王干青、张秀熟等人，对地方实力派做工作，齐心反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征粮、征兵。最好在成都即要召开的省参议会上捅出去，搞一个决议。吴老挥动着手，激昂地说：
“要把它的后方搞个稀巴烂，看它这个内战怎么个打法！”
吴与他谈话中，省委的人员在周围照常忙碌，其芳进出了好几回。最后，吴老的助手大块头的张友渔过来，安排沙汀把一份机密的党内外人士名单捎给刚从雅安迁成都开展工作的漆鲁渔。漆与他认识时间不短了。名单原是用药水暗写在一本书的字行之间的，经他提出自己在旅途从不带任何书籍，张友渔同意改写在空白信笺上。他做这类事，总是自己先万分吃紧，直到几天后想出办法，把其芳次日送来的信纸，一张张包装了郑慕周要他从“补一大药房”买的药水、药丸，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这次在重庆，接触最多的还是其芳、艾芜。其芳俨然成为他没有架子的“上司”，一切的省委布置都经他传达给沙汀。他知道其芳用笔名傅履冰同吕荧在《萌芽》上讨论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吕荧自然是胡风的观点。沙汀对理论问题兴趣不大，只是旁观了他们的笔战。他觉得老朋友领会毛泽东和党的文艺思想很深，自己已经写了一部分的《还乡记》，在政治上还弱。冯大生的反抗是自发性的，能不能安插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做为一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呢。他笑着对其芳说，这次回乡要对《还乡记》重新思考一下，关起门来“整风”！
（亏得你以后没有这样写。自发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自发反抗的历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个政治的背景无济于事。不能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始终是你的弱点）
艾芜一家住在邵荃麟复员后空出的几间草房里。地点在分会坎下的孤儿院院内。这房子是“文协”总会用西南联大学生捐助湘桂逃难作家的款项购置的。草房样式很讲究，门前带有装了栏杆的回廊，可以摆上桌椅喝茶。但终究年久失修，每逢下大雨，艾芜一家就要在房里撑伞。分会很少开全体理事会，一般都是其芳、艾芜与他商量了便干。临撤离分会的那一天晚上，他到艾芜家来告别。坐在廊子上，天上没有星光，无边的夜把他们笼罩住，周围静寂无声。沙汀看着对面的艾芜。前几个月，他与另一个省一师同学刚聚餐贺过艾的生日。现在又要各奔东西了。他惋惜地想到，如果几年前艾全家去了延安，内战就不会威胁这个老朋友了。那次艾芜一同意去解放区，便经徐冰取得批准。可最后，艾因为以群的一句无心的话，“到了延安，你就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触动了自尊心，改变了主意。仅仅是为了以群的话吗？他一直没想明白。
艾芜虽是新繁人，家乡是没有他立足之地的。现在他为艾继续留在重庆而担心，首先打破了沉默，絮絮地告诉他省委命自己撤回安县的经过。艾芜似乎在听他讲，也似乎没有听。他忍不住在说了一大篇后，问他：“你究竟怎么打算嘛？”
艾芜突然低哑地说了一句：“我准备被他们抓起去坐几年牢……”
于是又不声不响，而且直到沙汀把替他安排好的几条退路交待完，紧急时一找安县郑慕周，二找民生公司何薨仁，他还是一声都不吭。
沙汀在何薨仁陪同下，到北碚何的家里住了几天。目的是甩掉一切跟踪。重庆文艺界知道他又要转移的，只有艾芜一人。艾芜留下，其政治与生活处境的艰难，可以想象得到。1950年他们再见面时，听蕾嘉说，临解放那些日子，艾芜就像关羽秉烛读书待旦一样，坐着不动守家。如果没有进步学生送米，一家人就要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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