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
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不协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他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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