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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他与周扬的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声。1932年8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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