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了此篇。
也是这年4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8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他不提，杨子青既便有这个想法也只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码头上》。选择这两篇的眼光，最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学的风气。
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第六章 时代的和乡土的
【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新人】
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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