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左翼文学三十年代初期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伊万诺夫和巴伯尔的作品时，杨子青一篇一篇都找来读了。像巴伯尔的《信》、《盐》，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伊万诺夫的名著《铁甲列车》，表现革命的传奇性质，采用冷峻的跳荡的印象式手法，突出宏大的场面，以及像雕塑一样刻写群像的新鲜表现方式，使他眩目。在中国文学中，他从未见过这种写法，它们这样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日后成了他最早一批小说的“模式”。
后来流行的才是高尔基、法捷耶夫。不管是哪一类，他觉得这些十九世纪到本世纪初的苏俄文学作品，最对他的脾味。他只注意他感兴趣的，符合他个性的。莫泊桑、福楼拜的小说他读得不少，但并不篇篇喜欢，印象也浅。而对于他钟情的篇章，他会一读再读。精神萎顿了，思想沉闷了，想象力滞涩了，他都会把《猎人笔记》、《复活》、《五月之夜》、《甲毕丹之女》，重新拿起来读它一章 。
对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沈从文初期的小说，他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们客观的白描写法，为人生的严肃态度，对闭塞农村逼真的、传奇性的风俗描摹，心领神会。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离婚》，从省师到现在，真是百读不厌。他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山里人的习惯。
在这样狂热的阅读中，想要像这些文学大师们一样来表现社会、表现自身的愿望自然抬头了。他只是还有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他迟迟没有动笔，在等待着。在参加辛垦书店的筹备过程中，他还在想搞社会科学。一本辩证法小册子的写作，连提纲都已拟定好了，只是觉得自己外文程度不够，参考书看得少，才不情愿地放下。
经由葛乔他们的介绍，他还到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去旁听夏衍的“戏剧概论”课，听郑伯奇、陈望道、冯乃超的课。这个学校校长是陈望道，教务长是汪馥泉，实际上是党的学校。“左联”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第七日，即这一年的3月9日，杨子青在这里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久敬爱的导师，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导者。鲁迅先生站在讲坛上，瘦小的，也是巨大的。清癯的目光在他面前掠过。他在上海已经变得拘谨，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和鲁迅接近，自动保持了对他敬重的距离。
这一年的5月，他被萧崇素和他的戏剧界朋友拉着去看了著名辛酉剧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译本，即《万尼亚舅舅》）。这出戏的置景、服装、道具都极为讲究，剧场的气氛也很热烈，但场中的杨子青突然感到被契诃夫引到一个无人之境，周围却是沙漠，一切音响都被隔离，他被一种思想深深刺痛了！剧中对俄国当时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鸣，使他清醒地估价自己的处境，和自己为改变处境所做的努力。这样目的不明的自学，应当结束了。应当拿起笔，像契诃夫那样地写作。中外作家在他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在德恩里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急于要萌发出土了。
【THINKING——辛垦】
1929年冬，葛乔、王义林等几个人，搬到闸北大兴坊十一号，来过自修生活。这里紧邻着与中国现代文学至关紧要的景云里——鲁迅、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景云里离德恩里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横浜路便是了。彼此挨得这么近，年轻人便常来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来探望大家，还是那么热热乎乎。看电影总是他请客，不过只能看二、三轮的“两毛电影”，比如卓别麟的老片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讨论起办书店的事来了。
在杨子青眼里，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在法界住的时候，他们安葬过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牺牲在提篮桥监狱的青年共产党人。每逢重大政治节日，葛、王的住处总有一叠叠的油印宣传品。不过他们的态度有些怪，常说：“有什么用哇！”“还是把书店搞起来，多出几本好书吧。”他们经常出门参加飞行集会，谈起话来不大避讳他。当着他的面，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小书店，什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Thinking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不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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