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生活常态：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1930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恳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回家筹集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返顾的心情，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次，杨对他的失败满不在乎。据说，陈静珊看了计划后已答应做股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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