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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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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同行人散了,他一人独住。常去看望萧崇素。萧家在安县原是大户,杨家老房子卖给萧伯庸,这个买主便是萧崇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安昌镇,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东西,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他们初次见面,萧对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自然较为熟悉,介绍了一些情况。萧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南国艺术学院的对面,本想介绍他到这个好客的田汉办的学校去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师低两班的同学。在校并不熟,但彼此的政治面貌是知道的。

  葛乔跑来看“杨二哥”,接着就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见人特别亲热。任、王过去是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教务长杨伯凯的学生。这些人清一色是四川南充老乡,“三·三一”、“二·一六”惨案后,相继逃亡出来的。任在成都与周尚明一起,负责过团的工作。他是刘愿庵下级,刘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任听他传达过。也认识袁诗尧。所以,一谈起这些共同的熟人,大家不仅在异地是同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同志”感。

  杨子青刚到陌生的上海,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为什么一座学校可以“招顶”卖掉?为什么男女脱离姘头关系还在大报上堂而皇之地登载“启事”?为什么走在街上一碰见巡捕“抄靶子”,就得高高举起手来?从安县到上海,文化、风俗的落差之大,外乡人对大城市的陌生,使他的由山地养成的心自然缩拢。现在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四川圈子,虽然谁也绝口不谈过去的组织关系,但心里觉得踏实不少。

  任白戈对他尤其热情。任和他的老师杨伯凯一道,在招商公学教书,几次单独跑来看他,一谈就是半天。任说:“不要考什么学校了,就自学嘛!”他说葛乔、王义林就准备自学日文,研究哲学、经济学。杨子青一心就想好好地研读社会科学,被任这么一鼓动,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

  其时,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纷纷从第一线退下来,隐藏在上海。一部分住在法租界,因这里不像英界巡捕房,动不动就搞“引渡”。更多的是聚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带地方。这里除了“两不管”,安全,容易找到厢房、亭子间等低廉住屋外,附近宝山路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很吸引杨子青这样一类的自学青年。不久,他与萧崇素一块迁入的闸北德恩里十三号,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地段。

  过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向西北拐进窄小的荣桂路,踏着碎石铺的路面,走到与东横浜路、横浜路交界的三叉路口上,便是德恩里了。一些三排石库门改造的房子,十三号在中间一排。租给他们房的二房东,是个做西服的中国裁缝,老婆是个日本人。所以,常有日本和尚敲起羊皮鼓,到门前来化缘。

  萧崇素住十二号的二楼前楼,杨子青住后楼。按照上海人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平时走的都是后门。与后门相邻的第一排房子,便住着周扬(起应)、周立波(绍仪)、赵铭彝三位。萧崇素正从事左翼戏剧活动,认识赵铭彝,经赵认识了周扬、立波。周立波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自学英语。他们正在一块搞摩登社,比较熟了。杨子青在弄堂里碰到二周,周扬身着西服,长长的脸,漂漂亮亮的,与任白戈很相像的一点是,都喜欢主动与人接近。萧从中一介绍,彼此就认识了。不过起初,他觉得这几个文化人的谈吐很有优越感,未便主动接近。

  沙汀给我的印象是面目严肃,不讲究穿戴。川北人都朴素,被人称为“苕哥儿”,意思是吃红苕的,土。川北人在中国人当中好比北欧人,苦寒、耐劳,做学问、做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为人仁义,肯帮忙,但不主动交往人,深居简出,戴个博士帽,着灰色爱国布长衫。他那时关在屋子里读契诃夫,读迷了,一个人又拍桌子,又笑,被周扬看见,很有趣地告诉我。这“又拍桌子,又笑”,说的便是杨子青独自学习的情景。比起在省一师或汶江小学时期的读书,德恩里的自学,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集中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他仍然关心着“我们民族底悲苦的命数”。与任白戈他们商量着办书店、翻译革命理论书籍。但白色恐怖使他与实际活动隔绝,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大的苦闷使他一头栽到文学里面。这时,正是蒋光慈的革命文学时代。普罗作品不会不吸引他,但他主要还是读左翼提倡的俄国和欧洲经典作家的中译本。

  他没日没夜地读,如他形容的,“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

  (我总在捕捉你的文学才能。有许多作家是以浪漫的喷发力,和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人感到他们的才华横溢。现在我从你这句“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自白里,一下子领悟到你的气质,你的内在的玄想能力)

  在他想象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契诃夫等的人物就活在他的小屋里。他深爱普希金的《甲毕丹之女》(赵诚之译,即后来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能用简洁的笔触,突出普加乔夫的性格特色。梅里美的《嘉尔曼》、《西班牙通信》、芥川的《鼻子》、《罗森门》,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心理,使他读的时候,心都战栗起来。他为果戈理《外套》那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讽谕所震惊。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则令他着了迷。《苦恼》、《凡卡》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凡卡把向爷爷诉说自己当学徒之苦的信,未写清名址便投入信箱的细节,沉重得叫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房里站着《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仿佛看见他俩在流放监狱里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的矛盾心情,隐秘感情的动荡起伏,被老托尔斯泰表现得毛发毕现!这个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复诵下来了。

  (你总提《复活》的结尾。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是使你想到张君培、周尚明,甚至想到自己与黄玉颀?隔离,使我对玉颀的爱恋更加狂热,更加充满想象。这对我投入感情的阅读或许有关,但你不能把政治、婚恋全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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