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人静，蓬窗灯明，他的“战时生活”方式，实际上还是最初从事新闻工作时形成的，昼夜颠倒。上午睡觉，不吃早餐。中午起床，午后写作。晚上陪伴他的是一盏煤油灯，读书到深夜。有时读到一本好书，直到鸡啼才睡。他一日抽二到三包烟，“老刀牌”或“大前门”，晚饭照例喝一到二两大曲。但进城时吃黄酒，酒兴好时能喝两斤半。乡下没有什么下酒之物，只有油炒豆、花生米、豆腐干之类，他已觉得心满意足。茶余饭后听安大姐唱一段梅派的《醉酒》、《起解》已是莫大的享受。
安大姐给了飘然羁旅在外的赵超构一个温暖的家。
1942年、43年间，他曾患轻度的肺结核。这种病在战时的大后方相当流行。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条件日益艰苦，再加“雾重庆”的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都伤人，传染这种毛病是很容易的。当时治肺病的灵药“链霉素”问世还不久，要从美国进口，而且以黄金论价，穷人害了肺痨，只有等死。
也幸亏居停主人安大姐，她在屋前屋后开荒种点菜蔬，养了几只鸡，鸡蛋相当一部分给了赵超构当补品。她烧得一手苏常菜，虽然没有鱼肉，却也做得精细入味。
空闲时赵超构也帮着种菜、洗菜、施肥，他从小在农村生活，干这些活还在行。他和安丽云天天在一起劳动，一同生活，亲如家人。生病的时间大约不长，这个时期文章写得很少，有时也玩玩照相机，在乡下拍了许多风景照。可惜这些照片一张也没有留下。这架“莱卡”相机可能还是他在南京《朝报》时买的，用了几十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曾被造反派抄去，后来虽然归还，但损坏了，他一直保存到了晚年。五十年代初期，他在报社提倡“记者学摄影”，我至今还在使用的一架苏联产“佐罗基”，还是他陪我去买，又教我拍的。无力购置的记者统统由公家贷款，几乎人人配备了相机，踊跃参加摄影比赛。他是首任上海市摄影协会会长。
花丘湾时的邻居小朋友许富官，五十多年后，对我说起许多往事，他的学名“许可成”，还是赵超构给取的：“他嫌‘福官’的名字俗气，给我改名‘可成’，意思是要我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有所成就。”
许可成说：“我母亲的名字，他也赚俗气，给她改名‘再生’大约是希望她有新的生活，解放自己的意思。”但她嫌太男性化，一次也没有用过。
“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变了三次。”许可成补充说，“在花丘湾一同钻防空洞，听他讲故事，讲故事时，大家都叫他‘大哥哥’。后来他教我读书了，改叫赵先生。到他年纪大了，叫赵老。”
“大哥哥”之名，曾经成为花丘湾一些邻居的共同称呼。敌机空袭，警报延续几个小时，半天、一天一夜都不解除的日子，大家在黑暗潮湿的防空洞里不能做什么事情，这时候“大哥哥”成了大家的益友良师和义务说书人，讲时事、讲笑话、讲历史，讲社会上的新闻。他让大家忘掉了恐惧，忘掉了焦躁不安，忘掉寂寞无聊，忘掉了饥渴、疲倦。与大家融洽无间地度过了许多可诅咒的黑暗岁月。他喜欢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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