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还以贺炳炎、余秋里两个同志为例，来提高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认识。他说：“贺、余两个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贺龙同志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子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连队没几天，抱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了得呀!”
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把冀中部队分批集中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进行了整训。同时，还加强了冀中抗战学院的教学力量，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直接培训部队急需的干部，收效很大。
一九三九年八月，贺龙同志奉中央命令率一二〇师去执行新的任务，部队陆续离开冀中。回想起八个月来与贺龙同志戎马相随、朝夕与共的情景，特别是想到贺龙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帮助，实在感到恋恋不舍。自己感到迫切需要学习，在冀中，当时虽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但终因异地相隔，难得时常当面请教。曾几次想给中央写信，要求去延安进党校。恰好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派贺龙同志来到了冀中，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贺龙同志那种热爱毛主席，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品质，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都成了我学习的生动榜样。他那无坚不摧的英雄气魄和豪迈、爽朗的性格，也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但是，我学习得还很不够。因此，在贺龙同志离开冀中的前夕，我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同志听了，哈哈大笑了几声以后，说：“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在临别的时候，贺龙同志还鼓励我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贺龙同志对冀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又眷恋地说：“冀中这个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还是个前进基地呢。部队从这里一捅，就可以捅出关外，一鼓劲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最后，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我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贺龙同志和一二〇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三点：第一，带领冀中部队打仗。像齐会战斗，一二〇师教我们怎样打大仗，我们配合作战。第二，给冀中留下不少优秀的红军老干部，像常德善、吴西、肖新槐、郭陆顺等同志。第三，带作风。老红军的优良作风对冀中部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冀中部队大都是由旧军队和农民部队改编而成的，部队中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一二〇师来了以后，帮助我们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我们也向红军老大哥学到了关于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方面的好作风。
同时，由于我们老干部少，底子差，就将自己顾不上和消化不了的部队都拨给一二〇师改造、训练。一二〇师是红军老部队，领导和干部队伍强。像高士一部，魏大光的部队，张仲翰的津南自卫军，还有姜东升的部队，都拨归一二〇师建制带走了。这样，既扩大了一二〇师的部队，也减轻了冀中军区整编部队的负担。
在一二〇师扩军问题上，我和程子华、黄敬思想一致，要大力支持。在这方面，黄敬同志还是很大方的，都是挑那些最好的，出身好、身体棒的青年送到队伍上去。贺龙同志也是爱“才”如命，他点名要冀中的两个县长，刘卓甫和田子晋。另外，他们还要了一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我们都选择优秀分子给他们了。一二〇师离开冀中的时候，已由来时六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扩大了两倍多。
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一九四二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这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的亲自指导，和一二〇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破敌五次“围攻”
还在武汉没有失守以前一个多月，日军就集中了五万兵力，围攻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北岳区，碰了钉子以后又掉转枪口，来“扫荡”晋察冀边区平原地带冀中区，这时候已经是武汉失守以后了。冀中反“扫荡”斗争，从此正式开始。
敌之目的，很显然是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以确保敌后占领地，进行掠夺人力、物力，攫取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美梦，并且配合它在正面的政治诱降阴谋。
因为冀中平原，是处在日军最后方的游击根据地，给予日军重要的根据地北平、天津以及三大交通线北宁、平汉、津浦的威胁最大；也还因为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基本地区山岳地带，在战略上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依存作用；同时也因为冀中平原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足以资敌，作为“以战养战”之用，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一整年内，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与“扫荡”，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这一年里，日军对冀中的进攻，是使用两个师团的兵力和一万多的伪军。在津浦、北宁线上，为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在平汉线上，为桑木崇明第一一〇师团（驻平、石段，担任对平汉线两侧山地、平原两方面的进攻）。两个师团的作战地区，在一九三九年除了局部换防和变更部署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在这一年里，日军“扫荡”冀中，先后组织五次战役围攻和三次分区“扫荡”。此外，还进行了二百次左右的大小战斗，以“扫荡”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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