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黄昏，我军开始了总攻。七一五团第二连利用找子营村中房屋，隐蔽接近敌人，以手榴弹向敌人猛袭。第一营主力和第二营自两翼向敌人村东阵地突击。七一六团第二营向村西和西南阵地猛攻。独立第一旅第二、三团各一部也分别出击。我军充分发挥夜战和近战的特长，争先突入阵地，展开肉搏。敌人死伤惨重。战至二十五日，被压迫在留路村西南道沟内的敌人，多次拼死突围，又窜逃到找子营与南留路之间的一小片树林和坟地里。敌人疲惫不堪，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一面焚尸，一面抵抗，作最后挣扎。我准备于夜间全歼该敌，但黄昏时，敌人趁大风南窜，我即跟踪追击二三里，残敌百余，逃回河间。
齐会战斗共歼敌七百余人。这是敌人自进攻冀中平原根据地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极大地振奋了冀中全体军民。
不管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同志总是沉着、坚定、自信，仿佛在他的面前，世界上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冀中，常常在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龙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球赛或看演出。不然，就是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次，恰好我们出村子的东头，敌人从西口进来，就好像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伏击的时候，他也同样从容、镇静。往往在部署结束后，他还去干点什么，然后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坚持到底。齐会战斗是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双方火力都很强，战场上一片火光，子弹、炮弹在硝烟中乱飞。
在前沿指挥作战非常危险，几个人劝贺龙同志到掩蔽所去指挥，他都不肯。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一颗毒气弹在附近爆炸，贺龙同志中了毒。卫生员马上赶来，要抬他到安全地方休息，他不肯，只戴上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闭了闭眼睛，继续指挥战斗。一二〇师部队也打得勇猛顽强，尤其是王尚荣同志领导的七一五团（代号亚五），和黄新廷同志领导的七一六团（代号亚六），更是英勇善战，使敌人闻之丧胆，为冀中部队做出了榜样，受到冀中人民的高度赞扬，广为流传，称颂至今。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贺龙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贺龙同志来到冀中以后，当他知道我们曾经坚决反击过来冀中抢占地盘，破坏抗战的张荫梧，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对嘛!对国民党就得有两手，抗日咱们欢迎，捣乱，咱们就打!”他还说：“根据地是人民的，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这股坏水流进来。”我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贺龙同志笑了笑说：“对!你这句老八股引得好!毛主席说过，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个原则，要坚持。”贺龙同志还经常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经历和教训。原来贺龙同志在晋绥的时候，率领部队几经浴血奋战，才从日军手里夺回几座县城，但却有人把国民党老爷请来当县长，说不那样做就是不符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结果，八路军的扩军、征粮，甚至连过路都得受限制。贺龙同志气愤地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纯粹是右倾投降主义!我们可千万不能再上王明这个家伙的当!”
贺龙同志常说：“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也是不行的。”他对反对毛主席的人非常愤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野心，竟公然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许多领导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贺龙同志还当面质问张国焘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问得张国焘脸红耳赤，吭吭哧哧地答不上话来。在冀中，不管在什么场合，贺龙同志只要一谈起张国焘这一罪行，总是非常愤怒，深恶痛绝。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当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军“扫荡”时，冀中部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变。柴恩波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连长，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他混进我军以后嫌官小，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认真解决一下。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被他知道了。于是，他便乘我们忙于同敌人作战之机，一面与日军勾结，一面暗中与国民党新镇县长王宗祺进行交易。当国民党给了他个“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衔以后，他就公开叛变，散发反共传单，声明脱离我冀中军区领导，拥护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扣押了我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参谋长等党员干部一百多人，并包围了文安县抗日政府，把县长、大队长等县领导干部扣押起来。
事件发生后，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有的人怕影响国共关系，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贺龙同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严肃指出：“消灭叛匪，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通敌叛国，扣押我干部，破坏抗日，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还说：“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要讲客气、讲仁慈吗？”会上，一致通过了武装平叛的决定。贺龙同志还命令一二〇师的一部，配合冀中三分区部队迅速出击。后来，我军在文安城西大王庄地区只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因为柴恩波部队的大部分战士和干部是抗日的，当他们识破柴恩波的阴谋之后，便纷纷掉转枪口打叛匪了。柴恩波见大势不利，便带着几个亲信和保镖跑到新镇，公开投靠了日军。
对敌人毫不客气的贺龙同志，对自己的同志却满腔热情，耐心引导。柴恩波叛变事件使我们愈加感到冀中部队迫切需要整训。贺龙同志鼓励我们说：“出了个柴恩波有什么了不起的。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刚建不久，就能调得动，打得赢!现在要紧的是抓紧整训嘛!”后来，军政委员会根据贺龙同志的意见，对冀中部队做了进一步整顿。贺龙同志又从一二〇师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了冀中新建部队。但贺龙同志一再强调，要我们自力更生培养干部。他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呢!光靠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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