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找房子、请教员、买教具……一所附设幼儿园的子弟学校终于办成了。孩子们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父母在前方的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少了家务劳累，可以更好地工作。大家都称赞她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后来，这所学校随军搬到天津，南下后又迁到武汉、广州，由王长德继续担任校长。
§加强纪律性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
为了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从二月二日到三月七日共开了三十五天。各部汇报了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党整军运动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会议最后，罗荣桓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时冬季攻势刚结束，部队即将开始休整。
罗荣桓一上来就说：
“去年，我们的成绩很大……”
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先别鼓掌。”罗荣桓接着说：“我还要批评你们！”大家都怔了，静静地听罗荣桓讲下去：
“你们的会，开了一个多月。大家汇报工作尽是评功摆好，光讲成绩功劳，不讲缺点错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比方说，有些部队搞本位主义，争缴获，争俘虏，战场纪律不好；有些部队居功骄傲；有的伤员在后方医院不守纪律，打骂医护人员，不守城市秩序；有的部队缴获物资不上交，打了埋伏，缺乏全局观念。这些不好的风气，会上没有人指出，没有人批评，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必须刹住。你们回去以后，为了适应战斗环境，要多到师、团、营、连去落实工作，不要光坐在纵队部开会。即便要开，也要开短会。要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带头作检查，不要只摆功劳不讲缺点错误，否则会把部队的作风带坏！”
罗荣桓的“开场白”，是针对着胜利之师很容易产生的“骄气”说的。为了克服这种骄傲情绪，罗荣桓在报告中指出“五整一查”应该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的思想，自上而下地整。
罗荣桓还具体抓了因骄傲所产生的无组织无纪律和铺张浪费等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对中央的规定，罗荣桓身体力行，坚持按照中央要求，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他还要求各纵队、各军区、各师都要坚决执行这一制度。下面送来的综合报告他每篇必看。请示报告制度执行得好的，他就表扬；不好的，就批评，决不迁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政治部把执行综合报告制度的情况通报各部队。有“欠帐”的，就叫政治部以他的名义进行督促。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东北局召开的直属系统干部大会庆祝党的诞生日的讲话中，罗荣桓又着重阐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他说：过去分割的环境，给各地以更多的自治权，给各单位以更多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是有利的；今天是国家规模的环境，就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再各行其是，就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中央指出的下列坏现象，例如地方主义、闹独立性、分散性；狭隘经验主义，不接受新鲜事物；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假报告，只说成绩，不说缺点等等，应引起全党同志警惕和纠正。
罗荣桓对部队在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单位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抗日战争我们没有城市，不也胜利了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与其你抓，不如我抓！”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毁了天主教堂。此外，还发生了焚烧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作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报：
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过去我们养成了坏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联系不上，是政府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忙于作战，照顾这些问题有困难，但仍有责任。打下辽中、台安、辽阳、鞍山、吉林、营口、四平后，城市政策执行得很差。现在又要打长春，部队更多，如不引起重视的话，城市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弄得光光的。如果我们所收复的大城市不能恢复生产，则支持东北战争及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出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这种随便没收、破坏城市政策的现象。今天，全国都已走向胜利，城市是自己的，更需要反对这些现象。
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材、争缴获的，都是军队干的。有些单位放松了城市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对部队管理不严，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没收的器材随意破坏和变卖。有些部队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也有偏差，只提贫雇农，不顾工商业。这次应普遍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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