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攻城部队不准自己收集资材，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切仓库均不准动，应当归公，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过去规定的许多命令执行不通，前方有些缴获连数目都不报告，使后勤部门无法统一调剂使用。今后一定要执行统一规定。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争资材而闹不团结。有些部队打仗好些，受了表扬就横蛮骄傲，看不起人，都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凡有争执，都应当首先检讨自己。只知向对方提意见，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无法解决问题。部队好强，有好胜心，应当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是对付内部的。你打得好，是因为有兄弟部队的配合，不能骄傲自满。
一周之后，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军区向所属各部队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守则》，要求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员一律遵行：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并加按语说：“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使用。”
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项守则的宣传教育，达到人人明白，并印成布告张贴。后来的事实证明，八项守则不仅对维护东北解放军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收到了安定民心、扩大共产党和解放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这个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机动能力以及物质生活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关内部队。比如，武器装备比较精良，被装的供应标准都较高，运输工具除了骡马、大车外，还可使用汽车和火车，步兵营营部配有两匹马，营以上干部吃小灶，等等，但是有些干部还不满意，讲排场，摆阔气，不遵守供给工作的标准制度。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军区政治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举出某些实例，与关内兄弟部队做了对比，说：新的编制取消了一些马，有些同志就不满意。华北的部队营的干部连一匹马也没有，和战士一样吃大灶，没有多少汽车，更没有火车，运输全靠马车、手推车和肩担人扛。我们应当向关内兄弟部队学习！
在报告中，罗荣桓强调了节约人力、物力，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性。他说：
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拿北满来说，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据政府与群众工作方面的报告，已补充前方三十万人。农业生产的人口包括老弱妇女在内只有七百五十万人，要供给北满军政脱产人员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还要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再加上十万民夫上前方，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获的五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于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局部困难，以为多养几匹马，多设几个后方机关不要紧，而应从长期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我们向地方党的同志讲，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说服农民服从战争的需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但对前方部队则要提出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减少浪费，这样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城市人民中也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服从战争的需要，咬紧牙关，克服这个困难。东北局曾向地方的同志说“长痛不如短痛”，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支持战争，但前方部队则要作长期准备，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在部队中应该指出：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浪费，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对战争犯罪！
罗荣桓要求干部带头遵守制度，不要特殊。他说：
不必要的人员要裁减节省，杂务警卫人员不要太多。有的单位，警卫人员有点类似旧军队的马弁，甚至成为私有。有人到后方来一定要带上一大群警卫员、通讯员，有的人还不遵守供给制度，而且不是战士，是干部。因此，首先是干部要遵守制度。在遵守制度上，干部和战士要一律平等，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作风。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罗荣桓指示各级政治机关抓紧对部队进行传达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四句口号，推动百万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后在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规模作战中，罗荣桓一直都把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作为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做好荣誉军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些伤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把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他们不服从管理，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少给钱或不给钱，还有的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聚众闹事和企图抢劫银行的事件。处理伤员问题成为安定后方的一件大事。
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便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讨论中，有的认为重伤员闹不了事，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提议，立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以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一天，会议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情况，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周桓和筹备小组的同志们听了，感到有点惊讶。
罗荣桓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进行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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