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经过‘止’、‘定’、‘静’、‘安’、‘虑’。‘得’六个阶段的深思熟虑，就会产生攻必胜、战必克的效果。比方说，一个人只有一块钱做生意，那就只有买进一块钱的货。赚了固然开心，万一蚀了也就算了。要知道适可而‘止’，才不至访惶无主，从而身心镇‘定’，才不受邪恶念头侵袭，便可明心见性，思想宁‘静’，自然气定神闲，理得心‘安’，这时从容处事，更能周详考‘虑’，且可策划将来事业发展，自然成就可‘得’。”
梁惠民听了小兆基的这番领悟，不单感动，而且感慨。
当时已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触发到大战爆发之后了，正值国家多难，战情日益紧张，到处风声鹤唳，民不聊生。
国家多一个人才，就如多一个希望。
愿意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梁惠民，目睹在自己门下渐渐成长的李兆基，真是百感交集。他握着小兆基的手，道：
“将来你长大了，势必会为中华民族争光。”
五 遭遇贼劫 毕生难忘
（一九三九年）
日治时代，饥荒遍地之外，地方治安也坏到极点。
这无疑是有因有果、互相牵连的道理。人穷了，饥饿了，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时，就想到强抢劫掠。
当时直闯民居、打家劫舍的案子无日无之，认真来说，家家户户都避无可避。
良民无计可施之余，凡是受过贼匪洗劫的房舍，就在大门外张贴一纸，清楚明白地写上：
“某月某日某夜某时被劫一空，请移玉步，以免徒劳无功。”
经营金铺银号的李介甫早已作出两种防范，其一是搬离祖居，移居于另外一处地方，免被贼匪上门光顾。
那个暂时租住的地方实际上是收藏财物的仓库，有坚固的墙壁和铁门，四面均有空间环绕，宛如护城河似的，只有中间仓库才是供住宿的地方。
万一有火灾或抢掠，那四面空间是缓冲地带，可闭门坚守，比较能拖延时间，以等待救援。
其二是李介甫在收铺后，就把金铺银号的值钱之物全部放到一条长长的布腰带之内，让李兆基缠在腰间。
李兆基每晚真是名副其实的腰缠万贯，随着父亲和数个伙计，步行回暂居的仓库去。
是晚，饭后整装，李兆基把那条“内涵”丰富的猪肠带捆扎好之后，就齐齐踏上归途去。
之所以要最小年纪的李兆基晚晚肩负重任，就是觉得他是小孩，易于掩人耳目。万一遇上劫匪，也不会以他为搜索的对象。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晚，李介甫一行数众，在中途就中伏。刹那间，从四方八面拥出黑压压的一群人，把李介甫等团团围住，荷枪实弹，实行洗劫。
李兆基这孩子身手灵活，静悄悄地从人群中逃走出去，正没命地奔跑，希望贼匪不会分散注意力在他身上。
可惜，仍有两三个彪形大贼不肯放过这条漏网的小鱼，直把李兆基追入穷巷。
走投无路的他，前是铜墙铁壁难于跨越，后则恶兵穷寇随时掩至。
有生以来从未试过有绝望感觉的李兆基，此刻一个转身，面对着凶神恶煞、贱肉横生、手执枪械的匪徒，一个强烈的念头涌现李兆基的脑际：
“人，只要能活下去，留得青山在，有什么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
终于，贼匪一把将他揪起，撕破了他的上衣，搜出了那缠在腰间的猪肠带，继而一掌把他推跌在地，三步并作两步就跑个没影儿了。
李介甫父子劫后重逢，百感交集，苦不堪言。
被洗劫一空之后，最辛苦的是翌日返铺开门营业时，要面对本钱周转不灵的困难，眼看父亲把“铺头”的剩余物资以及琐碎杂物拿去变卖，李兆基觉得异常难堪。
终于，父子两人同心合力，把变卖所得，从头再苦干起来。
这次经历是李兆基毕生难忘的教训。自此之后，他就明白到意外经常会突然而至，有机会就要额外勤奋工作以求积聚，广东俗语所谓“好天揾埋落雨柴”是对的。
六 旧钱变新 转弱为强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二年）
中国开始八年的艰苦抗战。
抗战期间，不少的中国人都激励自己，要在苦难。困迫、狼狈、饥谨之中挣扎屹立起来，包括李兆基在内。
日治时代，在顺德有很多手上屯积金器的农民，被迫着把金器变卖，以维持生活。此外，不少在香港及海外工作的华侨，也要汇钱回乡接济家人。
故此，李介甫父子认为在顺德经营金铺银号，兼做汇兑和货币金银买卖的生意是大有可为的。李家并没有动过迁徙到港澳谋出路的念头。
如何紧抓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去发扬光大，成了李兆基朝思暮想的问题。
沦陷初期，纸币买卖依然活跃。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洋纸，在市面仍有使用，人们抱有长久拥有大洋纸至光复之日，仍能使用之希望，故此喜欢完整光洁易于保存的大洋纸。当时市面流通的中央银行纸币如有残缺，例如穿孔、崩角、有锈迹或有污秽，就不通用了。最受欢迎的是“直板”、“顺直”、“次直”等。交收纸币时，总要经过一番手续，精挑细选之后，往往有两三成不合格而要退回去。这些不受欢迎的纸币，价值只有原价的六成至七成。面对着那一大堆乱糟糟、污兮兮的纸币，如何使它们增值及流通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有一天李兆基经过家里的天井出门之时，看到了婢仆在洗涤着一大盘衣服，他蓦然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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