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专门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引导教员、译员把目光放在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实际上。他指出：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5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它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早。因而志愿军体会到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这即是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军事基础上加速完成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工作，尤应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军事思想，克服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我们不要作《前线》剧中的“戈尔洛夫”；同时也不要丢掉自己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理论要与实际结合，教导我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的经验科学地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的指导。同样的，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可把它当作教条。我们必须把这一指示的精神用到军事科学的学习中来。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够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的无限的生动的威力。
在研究朝鲜的军事地理特点和我军后勤指挥和供应问题时，刘伯承讲到：“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高的，作战是英勇的，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的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曾有一个战士在某次肉搏战中刺刀戳到美国兵的胸膛上，但因为吃不饱没有力量而戳不进去。他们是这样的，我们应如何关怀他们，学习他们，研究他们的情况以支援他们呢？我们军事学院要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努力学习飞行队与防空兵器如何使用、如何组织，前送、后送工作如何实施，道路如何构筑，仓库如何设置，等等。
由于现代战争中军队众多，技术兵器复杂，需要兵器物资的大量消耗，因而后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今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后勤课。”
刘伯承还专门谈到军事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中如何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结合，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要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协同作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负责学会。我们不但要负责学习，而且还要负责指挥打仗；不但能负责直接指挥打仗，而且还能负责作参谋工作；不但要负责指挥军队，而且还要负责训练军队；不但要负责前方，而且还要负责后方；不但要负‘杀敌三千’之责，而且还要负‘自损八百’之责；不但要负胜利之责，而且还要负未达到目的而暂时受挫之责。总而言之，我们要勇于负责并且负责到底。”
刘伯承特别要求学院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求各教授会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此后，军事学院又派出了三批规模较大的赴朝见习团，让广大学员到朝鲜前线，重上战地，实地考察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规模、样式和特点。当见习团陆续返回国内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当参战的志愿军学员归国后，他又指导他们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并及时把这些反映当代战争的特点的材料充实到军事教学和军事科研中去。
当时，学院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主要来自苏联。在50年代初期，全党、全国、全军从上到下都学习苏联，大批苏联顾问（原来刘伯承建议叫“专家”，后来的文件仍叫“顾问”，各单位据此统一称呼）来到中国，军事学院就有一个较大的顾问团。当然，大多数顾问工作是比较好的，对军事学院的建设是出了力的。但在顾问中，也有人主张照搬苏联的一套。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借鉴苏联经验也必须以我为主，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为此，还多次与苏联顾问发生争论。
在一次制定战役想定作业时，苏联军事总顾问罗哈里斯基按照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提出“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先打集中强大之敌，然后再打分散的弱敌”。他认为，这样的打法可使强敌失势，其他弱敌便会望而生畏，不战自退。
刘伯承根据我军的作战经验，主张先打弱敌，并解释说：“你这套想法符合苏军的情况，并被卫国战争的一些战役所证明，不无道理。但必须注意我们中国的国情和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我军现在的装备还比较差，国力也不雄厚，只能采用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致胜，所以，我军的打法依然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然后再打强的。”罗哈里斯基想不通，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刘伯承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我们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让我们各自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吧。”后来，军事顾问又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他找到刘伯承说。“中国军队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未来作战的样式会有本质的变化。”刘伯承指出：“中国军队固然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也有了一定的武器装备，但这些条件绝不能构成未来作战样式变化的条件。我军建设的水平是和我国经济建设基础相联系的。离开我国国情，只看由社会主义国家支援的一些武器装备，就随便改变我军的作战样式，是极其有害的。”罗哈里斯基虽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仍坚持战役教学中要贯彻先集中打强大之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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