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介绍苏联经验的同时，刘伯承极为重视发掘我军自己的经验。照他的话说，叫做“水已涨，船要高”。就是说，借鉴外军经验与发掘自身的经验，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辩证关系。只有在借鉴中发掘，在发掘中借鉴，才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不断提高我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水平。他在1951年1月下旬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天才创造，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毛主席的这些创造，是最典型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我党最宝贵的财产之一。中国革命战争转变的每一阶段，都由毛主席预先给我们作好了安排和打算，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时，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我们军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现在又要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来转变了。中国人民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革命军人也就负起了新的使命——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我们担负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不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来考虑，不能不在建军传统与军事思想上来考虑。”
在论述建军传统的时候，刘伯承指出：“我们的步兵是历史最久有着优越传统的，我们的步兵在世界上应列为头等，它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革命奋斗史中，表现了政治质量的优秀、训练教育的成功，而且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各时期证明了步兵的伟绩，‘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我们其他各兵种，也都是从步兵发展而成，因而步兵的优良传统，也发展成了其他兵种的传统。”“我们要建设各种新兵种，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础，一定要向步兵学习。我们今后军事建设的方向，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是将我们现有的世界上第一等步兵加上正规化与现代化的训练与装备，那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有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着这样优越的建军传统，又有现代化的兵器，又有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作先导以资学习，这都是使我们军队顺利转变的极有利的条件。”
为着继承和发扬我军传统，使“拿来”的外国军事经验能在我军传统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并逐步提高，向前发展，刘伯承提出发动全体学员，联系本军区、本部队的战争经历，总结和编写战例的活动。在具体安排上，将学员按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进行组合，成立战例编写小组，由战史教授会和学术研究室进行组织和指导，采用个人写作和集体讨论研究的方式，着重编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100多名学员共写出了82德战例汇编稿，其中包括辽沈、平津、淮海大战中的一些著名战役、战斗，还有太原战役、湘泸战役、兰州战役、粤桂边追击战斗和海南岛登陆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这些战例反映了我军作战的光荣历程，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力量和智慧，体现了现代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的基本状况。
当这些战例汇集起来以后，刘伯承细心地审读了每一篇稿件，并高兴地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他指示训练部赶快汇编成册，铅印出版，发给全院同志学习。并当即挥笔写下了“战例汇集刘伯承题”八个字，作为封面。《战例汇集》一共出版了四集，书中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经验，这样就进一步充实了教学内容，也促进了军事翻译工作的不断进步。
在借鉴和介绍外国军事经验时，刘伯承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始终将目标对准我国当前战争的“热点”，着重研究当前敌国的作战特点和规律。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更重要的方法是有的放矢，就是准备抵抗和打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侵略。”他要求负责训练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要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朝鲜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十分关注，当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刘伯承根据军委指示，首先选调40多名学员到朝鲜指挥作战，直接观察和接触美军，随后又调去70余名学员，如杨得志、秦基伟等著名将领，都是从军事学院出发开赴朝鲜前线的。
刘伯承指示训练部门，收集和整理美军作战特点和规律的材料，介绍我军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新鲜经验，印发各教研室和学员参考，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同时，邀请志愿军代表到学院作报告，介绍入朝作战的新鲜经验。他还嘱咐从军事学院入朝的志愿军将领与学院建立通信联系，随时通报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将前方来信选登在院刊《军学生活》报上，向全院教职工广为宣传，以促进教学研究和军事翻译工作。1952年3月19日《军学生活》报曾刊登这样的编者按：
“志愿军某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从朝鲜战场上给刘院长来信，报告在朝作战经验。经刘院长批示，将信中有关战术部分，整理出来，作为全院教学人员研究在朝作战经验的材料。材料中，首先告诉我们朝鲜战场敌我攻防的战斗形式逐渐在发展变化。即原来在战役间隙时期，敌我中间保持一个真空地带，现在是变为敌我面面相对恃的情况了。由于这一基本情况的出现，所以敌人在进攻上表现兵力火力特别集中，企图求得一点突破，以扩张战果；在防御上敌人一方面加强阵地工事，同时还大大加强其前沿的火器，企图以坚强的工事与浓密火力相结合的力量来阻止我军的突破，以确保它的阵地。在我军自己，处在新的情况下，关于防御阵地的选择，工程保障的设施，兵力与火力的组织以及反冲锋的动作等，均取得了新的战斗经验，在进攻中对交通壕的构筑与利用，步炮联合指挥所的组织，火炮的抵近射击，进攻开始时间的选择，以及纵深战斗中肃清敌人地堡的方法等都是最近取得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经验结合我们学院目前所学的战术来说，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我们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也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加强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通过一系列措施，刘伯承把军事学院的教学同现代战争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使紫金山下的校园同朝鲜半岛的广阔战场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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