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军事顾问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学一学再说。刘伯承却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军训练的方向，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负。这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我军建设向何处发展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以跟着人家的屁股跑，否则，是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的。专家的工作由我来做。”
当然，刘伯承不是采取简单的办法轻易地否定对方的意见，而是用事实说服苏联顾问。他翻阅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战役、战斗，选择了20多个战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反复地、认真地同罗哈里斯基切磋、研讨。特别是重点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战例。在刘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论证下，罗哈里斯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意见脱离实际，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结束争论时，他特地备了两瓶名酒，对刘伯承表示说：“刘院长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我虽然都是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学习过，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学习了它的原理，而你却把学习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是失败了，但这是光荣的‘失败’。从中，我认识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实事求是’。”刘伯承也举起酒杯，谦虚地说：“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苏联有苏联的实际，中国有中国的实际，离开实际的东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了。”最后，战役想定作业按照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拟定。通过这次争论，广大教员、译员和学员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决不是两国文字的表层“粘合”，而要进行深层的发掘，嫁接两国文化的“基因”。他根据军事翻译工作处于学术“前沿”的地位和特点，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要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任务。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有其自身的体系、规律和特点。在语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军事用语。刘伯承同志认为，军事翻译人员首先要懂军事。要懂军事，必须先钻研军事。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他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论述了军事翻译人员学习、了解军事，掌握军事翻译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觉得总的问题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们学校，是三大部分组成的，老干部、旧军人、知识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要把马列主义斯大林军事科学学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对老干部，我说：‘把经验提高到理论’；
“对知识分子，我说：‘你切合实际一点’；
“对旧军官，我说：‘丢掉你的旧一套’。
“老干部有经验，而文化科学修养不够。知识分子俄文学得快，而缺乏军事知识。旧军官只有丢掉国民党军队的一套旧经验，才能学习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道理。这种情况，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就不好。”
“对于我们学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个字：内容正确，文字清通。这首先要懂得军事，懂得文字意义，彼此说话都能明确了解，不要发生误会事，有一个翻译；把敌人与我军都译颠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删去不译，甚至把积极的行动误译为消极的行动。另外还有闹了一些笑话的，如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之类。‘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军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语不科学，如‘恢复疲劳’，‘疲劳’为什么要‘恢复’呢？应该是‘恢复体力’才正确。”
在谈到军事翻译人员应懂得军事的要求时，刘伯承借引了毛泽东的教导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事例，指出：“我们很多翻译对于政治、文艺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军事，因为他不懂军事。
“一个作家要写战争，首先要懂军事，要懂战争生活。不懂，就写不好，高尔基如果没有社会的基层生活，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过：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不了解群众生活，你就写不好；了解之后，必须加工，不然也写不好；不了解群众生活，就会闹笑话。
“要‘懂’，必须钻进去，要懂军事，也必须钻进去，如像你们懂文艺，就是由于曾经钻进去了，所以才能表达出来。不深入，就不能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
刘伯承还结合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颇有远见地提出军事翻译工作在新时期的要求。他说：“业务的‘万金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在总的政治任务之下专门钻研业务的时代，以前，业务的‘万金油’随处可用，但什么病也治不好，现在我们必须学专业。学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学，不学政治，工作就要犯错误，但如果不钻研业务，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不精通业务，政治则变成了空的，业务钻研不深则政治认识也不会高明。
“有极少数翻译不太好，从字面上随便翻译并不了解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张冠李戴。无以名之，我叫它‘毡帽翻译’。山西农民有一种毡做的帽子，里外都一样，翻过去能戴，翻过来也能戴，特别是扯它不烂。我们的学术工作不能像这种帽子一样。应该精通两国文字，尤其是精通军事科学，才能做好军事翻译。”
刘伯承的这些思想，对我国军事翻译理论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了使翻译人员增长军事知识，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把翻译人员编入在职干部军训班学习军事，或轮流去步校集训，或到各系（班）旁听军事课。并且组织大家参加军兵种见习，参观各种军事演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军事翻译人员的军事素质终于有了明显的提高。
重视译文质量，重视译员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养，提出并完善军事译文质量标准，正确评价军事翻译的美学价值，是刘伯承对军事翻译理论建设的又一贡献。他曾经幽默地指出：军事翻译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翻译工作好比两国文字结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儿”，不能生出“丑八怪”来。在衡量译文的质量标准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并且，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作出新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要求译文的内容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常常说：许多军事译文是要指导作战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译文中错一字，就会使读者（大多数是各级军事指挥员）产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达”——就是要求文字通达，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痒，使人扑朔迷离。
“雅”——就是要综合两国文字的表达特点，讲究辞章语法，要像行云流水，不枯屈辇牙，不文白夹杂。
为了提高翻译人员的外文水平，刘伯承指示南京军事学院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途径，为大家创造学习和深造的条件。如订阅外文书刊，聘请高水平的外语教授讲学，开办俄语译员训练班，让苏联军事顾问和翻译为大家补习俄语，或是派员到院外进修第二外语。他自己身体力行，借助留声机，并请教苏联顾问，猛攻俄文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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