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关键”①。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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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1982年第1期。
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①。
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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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Ｉ934年4月13日。
②《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
〖长征路上〗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闭（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向湘西转移。
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竞夕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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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3页。
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①。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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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1980年第2期。
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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