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军阀终于下毒手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了3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
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散步去了，李大钊正在办公。忽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好多人从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
“什么？爹？”李大钊长女星华正在外屋看报，紧张地问他。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看看去吧。”
在危难中，他毫不慌张，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便向院里走去。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敌人在叫喊着。
紧接着，身穿灰制服、脚踏长统靴的宪兵们，穿黑制服的警察，胸系红线为记的便衣特务，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他们拉出前些日子被捕的工友阎振三，要他辨认，这个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人，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从他那披散的长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不难看出，他已受过多次酷刑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为首的一个特务狞笑着，又命令他的左右夺去了李大钊的手枪。
敬爱的李大钊被捕了。
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颉、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
这一天，张作霖军阀共逮捕了60名共产党人及各方进步人士。
李大钊入狱后，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自述中，他还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可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敌人还多次组织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和屈辱李大钊。法官们每次都杀气腾腾，手下的狗腿子们也一起威吓、吼叫。然而，屹立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可辱侮的形象。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弄得这个张作霖最亲信的狗腿子、大名鼎鼎的“小诸葛”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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