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精神不死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
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300人之多。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9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
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又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使进步力量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在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北方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北方各级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广大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扩大了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继续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层》，师大的《新华》，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的《农光》，法政大学的《新社会》，艺术专科学校的《街头之塔》等等。
李大钊继续为《政治生活》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李大钊总是紧张地、繁忙地工作着，当他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稍懈。
他善于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善于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他的表姑曾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墙壁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
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出来，没有关系！”他也常对孩子们说：“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但是，李大钊自己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李大钊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变化。许多人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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