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狱中虽备受酷刑，行动艰难，但他仍不倦地为一同被捕的难友讲解马列主义学说，尽力宣传共产主义，鼓舞大家斗志，赢得全监犯人的敬爱。
敌人把李大钊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宣传，那些看守的士兵以至于气势汹汹的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有的士兵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感动，自愿为他传送消息，甚至有的警官私下里也表示：
“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据他女儿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李大钊的被捕，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李大钊的被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学生、群众、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时，东西南北四方，乌云滚滚，反革命的恶流涌上来了。
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握手言欢，张作霖自称是孙中山的旧友，不反国，只反共，于是决定杀害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终于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范鸿颉、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阎振三、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一齐绞杀。
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昂首从容地走上绞刑台。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特地发表了悼念文章，称赞他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据后来何香凝回忆：“听到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陈毅后来的纪念诗写得好：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
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着他未干的血迹，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追悼会外，并全军带孝，向他致哀。广大的社会舆论也无不为之哀悼和痛惜，武汉的《中央日报》、南昌的《红灯周刊》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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