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间，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和年青的毛泽东一起，更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李大钊那时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3月，毛泽东又回到湖南故乡开展革命工作。
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1918年1月，他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6月当选为纠察员。
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大学公余法文夜校”，他也是一个发起人。
1918年12月，他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
1919年1月，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参加临时委员会。
通过这些活动，李大钊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
6月30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推举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有100人左右，在南京设了分会。学会正式成立时，经李大钊等提议，把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进一步提出要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达到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有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其中如曾奇等倾向国家主义的人也不少。
1918年，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中国反动政府叫嚷要防止“过激派”的形势下，李大钊根据搜集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认真的研究，于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实质。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一连讲了两天。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这一口号在当时起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工人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继蔡元培演讲之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后来又出版发行），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中，李大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李大钊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必然出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将十月革命比做“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而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满怀信心地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虽然还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也不可能使他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直到1918年秋后，世界革命的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在这个伟大的变化进程中，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正如林伯渠后来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所说：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李大钊的演说，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连续讲了3天，李大钊再一次讲了《庶民的胜利》，成为这次演讲大会的中心内容。
从1918下半年起到1919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如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李大钊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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