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播“马列”
1916年6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办报传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想利用报纸，使它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去了。在途中，他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为报纸的出版精心地筹划着，在碧波滔滔的海上，对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他为报纸想好了名字：《晨钟》。他想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
经过2个月左右的辛苦筹备，《晨钟报》在8月15日创刊了，由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
其实，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约李大钊合作办报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关系，而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加上汤化龙曾资助他出国留学，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办报。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越来越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竟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而且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日渐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容。
这样，关系终于破裂，李大钊很难在《晨钟报》继续工作下去了。他宁愿失业，也不愿向旧势力妥协，毅然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在9月4日的《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别泪》，9月5日，发表了辞职启事。在辛勤编辑22天后，终于离开了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钟报》。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又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丘之说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
1917年7月上旬，落后的旧中国，又上演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在“张勋复辟”之日，仓促离京，避走上海。他在这个时候，“百感交集”，痛于过去革命之昙花一现，而自己10余年来“流离转徙”，还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他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一首七律诗中所表述的那样：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诗句，其实他是在探索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授中也有不少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士。1915年9月新创刊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改为《新青年》，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
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以前就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进入了《新青年》的编辑部，并继续辛勤地搜索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关心俄罗斯的革命问题，更深入地探讨在日本时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他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1918年冬，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取名为“马尔格思”的学说研究会，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这个组织还没有得到发展，就遭到了“防止过激主义传播”的反动政府的查禁。由于李大钊巧妙地利用了马尔格斯这个译音，反动警察当局以为是个什么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才幸免于继续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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