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进道矣。
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而在历史重大关头，当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且不可得兼时，无论怎样痛苦，怎样艰难，感情总要让位于道义，这已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共识。
张丹枫就是这种良史之忧氛围下产生的人物。
他既秉承了儒家文化的血缘——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又有着江湖儿女的豪迈洒脱——视功名利禄为浮云。
所以，他除了是一位才调高华的名士外，还是一个胸怀安邦志，铲除世间不平的快客，更是一个心连广宇襟怀坦荡的的民族英雄。
这当然值得梁羽生骄傲，试问，在数量浩繁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还有那一位人物能集张丹枫的美德于一身，再进行超越？
但悠长的三十二年过去了，梁羽生依然要以张丹枫为傲，说明他也没能超越自己，最难灿的光华似乎只凝聚在张丹枫头上了。这对于一个责任感特别强的作家来说，是不是一种遗撼，甚至是悲哀？
梁羽生封笔至今也十年有余了，纵观他的新派武侠小说，张丹枫这个人物，依然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所以，我们也依然有话可说。
张丹枫所处的朝代，距今已有五百多年了，有人曾怀疑地问梁羽生，作为那个时代的贵族子弟，张丹枫能具有那么多进步思想么？
梁羽生当时的回答是商量式的，并不是那么断然肯定。但在今天我们看来，张丹枫这个形象，除了作者过于钟爱，赋予他的性格过分纯粹之外，其他的都是有着真实的可能性存在的，作者的本身条件和时代的环境都给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当好的机缘。
从梁羽生本身的师承来看，他除了酷爱中国文学，熟悉中国历史之外，对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也有很大的兴趣，涉猎较多。虽然他自喻说自己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才是现代的洋才子，但西方小说的影响在梁羽生作品中还是处处有迹可寻的。且听他的夫子自道：
……我们可以看到在厉胜男的身上有卡门的影子，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爱情自由，甚至死去也在所不惜；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金世道在未受谷之华的影响转变之前，那种情世嫉俗，任性纵情的表现，与克利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不也是如出一辙？玉罗刹的大闹武当山，敢与武当五老冲突，这与托尔斯泰创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礼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两者在精神上也接近得很……
如此说来，梁羽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实在是中国名士气与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结合。
按梁羽生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的这么深刻的了解，他当知在贵族阶层里，清醒者绝不是寥若晨星的，何况中国也还有一个纳兰容若（性德）？
所以，也有人认为，张丹枫的原型，实在是清代的第一词人、相国公子纳兰容若。
是否如此，当是见仁见智吧？
不过，梁羽生对纳兰容若情有独钟，在另一部作品《七剑下天山》中，专门以很大的篇幅，很深的功力，刻画了另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我们过去，往往只是对纳兰词稍有认识，因为几乎所有的古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里，都会选到他的这一首词：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但纳兰容若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着如何的精神面貌，是否就如他词中所自况的“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相信许多读者是在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中才第一次窥见这个一生享尽富贵，却极厌恶由富贵生活所派生的虚伪无聊的贵族子弟的心灵与才情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梁羽生除了是一个小说家之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他在尽情地想象个人的悲欢离合时，又尽可能将个人命运提升到历史的高度予以认识。
当然，具体的纳兰容若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有着另外更为详尽的论述。
还是回到张丹枫身上吧。
再从当时梁羽生写作武侠小说的处境来说，开始他写《龙虎斗京华》时，固然是偶然加匆忙，其中的缘起，许多看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一开始时梁羽生并没有要重振武侠小说雄风的野心，要开创一门“教派”的宏愿，那么，到了他的第八部作品《萍踪侠影录》，之前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既已奠定了他的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地位，那么，张丹枫这个超级侠士的脱颖而出，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他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具有着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当是预想中的事。
他是读者崇尚的民族英雄，若没有进步的思想，不俗的所为，何来让人景仰？
当然，现代人已越来越随波逐流，越来越显得凡俗了。何况，中国又不同于希腊，从来没有出现过史诗，甚至连渊源都找不到，但是，我们的史官文化却是脱胎于巫官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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