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萍踪侠影录
【侠中之侠】
在梁羽生看来，张丹枫是最完美的侠。
当一切都成了历史的云烟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追问：
“历史是什么？”
史学家们当然关注历史，但他们的精力聚集于王朝的命运和帝王的世系中，芸芸众生的渺小事迹提不起他们的真正兴趣。
哲学家们也关注历史，他们会说：“说历史是历史的判断还不够，必须补充说，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克罗齐）“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海德格尔）但他们的思想烛照的，也是历史所包含的某些重大范畴。
文学家们亦时常被历史的光圈所迷惑。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历史的谦恭仆人，为历史补白。“史诗”之称已很能显示文学与历史的最初渊源，而“讲史”乃是宋代“说话”之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家数，明清时代的演义小说中，历史故事更成了基本情绪。在今天，林林总总的历史小说更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部落。
只是一般的读者不会想到，在他们拿来轻松一下，消遣一下的武侠小说中，以往分量非凡的“历史”一词，会跟他们猝不及防地打了照面。
特别是在梁羽生的小说中。
将武侠小说的传奇故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真实背景结合起来，是梁羽生的首创。他的新派武侠小说，每部几乎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从盛唐到晚清，千多年浩瀚历史风云，在他笔下都曾波翻云涌，扑朔迷离。既有正史的不朽，更多的是野史的传神。他着眼的是江山，着重的是江湖。在描绘社会动荡，外忧内患，改朝换代，诸强纷争的特殊历史阶段，诸如“安史之乱”（唐朝）“土木堡之变”（明朝）以及金元对峙，元明之交，明末清初……等等风云翻滚的时代江湖儿女的可歌可泣，无人能出其右。
金庸开始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但没有那么纯粹；古龙到了最后，压根就不再跟历史打招呼了。
只有梁羽生，既是始作涌者，又是“坚持就是胜利”的坚定卫道者。
在新派武侠小说园地里坚持了三十二年之久，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三十多部计一百余册之后，有人问梁羽生：刀光剑影三十二年，笔下涌出的人物，何止百千，其中塑造得最好的是谁？
“还是张丹枫。”
那时的梁羽生，必定是带着笑意说的，有一分从容和几许满足。
《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
因为，写张丹枫的时候，梁羽生刚刚新婚燕尔，三十来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也许有点希望自己是张丹枫罢！”
这回梁羽生是哈哈大笑了。
确实，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像张丹枫那样能倾注他的热情，符合他的理想，抚慰他的良知，渲泄他的忧患了。
吕四娘固然爱憎分明，侠胆义心，但她毕竟是“英雌”。
凌未风固然孤傲不屈，义薄云天，但偏偏失之宽容。
卓一航固然剑胆琴心，雍容潇洒，但又过于柔懦。
惟有《萍踪侠影录》中的相国公子张丹枫，志向远大，满腹经纶，才调高华，潇洒不羁，“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最能表现梁羽生治国安邦的抱负，抒发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因为梁羽生实在也是一位“名士型侠客”。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从少年时就激动自己的理想，都倾注到张丹枫这浊世奇男子身上去了。
这毫不奇怪，没有一个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中，没有留下自己的思想的痕迹，生活的原型。
正如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张爱玲写出了《倾城之恋》，巴金写出了《家》。
梁羽生很自然就会写出《萍踪侠影录》和张丹枫。
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治过史，在史学家简又文先生门下接受了较长时间的熏陶，更因为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于那样，秉承的是“经国济世”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着强烈的社会道义感与责任感。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几乎是与生俱来，深藏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
据说，儒家是把世间社会问题和我们的私人生活、人身修养联系起来的，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是信奉“造物主”起家的。
许多西方人认为，上帝（即造物主）高踞在人类的头上，暗暗主宰着我们的灵魂；当它心情愉快的时候，它就能够把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使统治者圣明而又谨慎，老百姓安定而又富足，整个世界都显得风平浪静。可是，当它一旦大发脾气，用一连串的战争和灾难，煽旺人类的卑劣习性，使统治者失去理智，老百姓丧失良知，社会就会一片黑暗，苦难无边无际。因此，此好彼坏，全都是上帝的一意孤行，人类哪里能主宰自己？
中国的儒学所倡导的正好相反，尤其是宋朝之后的儒学更是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一个国家内的历史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依据的。所以，就算是梁羽生他们那一辈人，在启蒙时所读的第一课，内容必定也有着下列的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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