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连动物界都具有的本能一样的亲子之情又确实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有时，梁实秋还是要忍不住曲曲折折地表现一下他那“可怜的父母心”。在一篇题为《父母的爱》的散文里，他的这种情绪得到了一次集中的渲泄：“父母的爱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爱。一个孩子，自从呱呱堕地，父母就开始爱他，鞠之育之，不辞劬劳。稍长，令之就学，督之课之，唯恐不逮。及其成人，男有室，女有归，虽云大事己毕，父母之爱固未尝稍杀。父母的爱没有终期，而且无时或弛。父母的爱也没有差别，看着自己的孩子牙牙学语，无论是伶牙俐齿或笨嘴糊腮，都觉得可爱，眉清目秀的可爱，浓眉大眼地也可爱，天真活泼的可爱，调皮捣蛋的也可爱，聪颖的可爱，笨拙的也可爱，象阶前的芝兰玉树固然可爱，癞痢头儿子也未尝不可爱，只要是自己生的。甚至于孩子长大之后，陂行荡检，贻父母忧，父母除了骂他恨他之外还对他保留一分相当的爱。
“父母的爱是天生的，是自然的，如天降甘霖，霈然而莫之能御。是无条件的施与而不望报。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一笔账是无从算起的，父母的鞠育之恩，子女想报也报不完，正如诗经《蓼莪》所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愿我复出，出入复我。欲报之德，吴天冈极’。父母之恩象天一般高一般大，如何能报得了？何况岁月不待人，父母也不能长在，象陆放翁的诗句‘早岁已兴风木叹，余生永废蓼莪篇’，正是人生长恨，千古同嗟！”
梁实秋把他心痛儿女、爱惜儿女的无限深情，全都凝结在这一篇“父母颂”里，真是动人之极。但如联系到梁实秋的现实遭遇，读者马上又会想到：
父母对儿女的爱如此之深，要是硬把儿女从父母的怀抱里夺过去扔进水火深渊之中，后果又会如何呢？——真是不堪推想！
梁实秋的儿女们到底怎样了呢？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1949年，梁文茜没有随父母去台湾，她不愿意去。因为那时她正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还是北大剧社的成员，正意气风发地投身于“反迫害”斗争，再说，她也已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翌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做法院的审判员，成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代法官。她那时的心情是兴奋的，展望前程，金光灿灿，对未来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但没有多久，她就知道自己完全弄错了！在祖国大地上接踵而来的无数“政治运动”中，她的头脑逐渐清醒了，弄懂了“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口号的确切含义。那时，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她都会被抛到“风头浪尖”上任由颠弄。写检查、挨批判，成了她的专利。经由无数次的“改造”和“批判”，灵魂象冻僵似的麻木了，什么人性、尊严、道德、耻辱，什么知识分子的抱负、才学、清高、操守、气节，全是不值一钱的擦脚布，全都统统地见鬼去吧！这里需要的只有阿谀逢迎、见风转舵、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这里适于生存的是特殊土壤中生殖出的另一类生物！那时，她成为所有人见了都避之唯恐不速的罪人。罪名是什么呢？很简单：“梁实秋的女儿”！
连她的丈夫王立都受到了株连。王立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延安上过“抗大”，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但由于同“梁实秋的女儿”结婚，结果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那些年，梁文茜一家象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被随意撞击，颠簸着。
1957年，她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法官的位置，被弄到一个房管局当会计。“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她又被赶到丈夫的老家——河北安国县农村，当了种田、养猪的农民。1971年，丈夫突然患病，半身不遂，需人照料。经向上级部门申请，她被“批准”回家照料丈夫。因为下乡失去了北京市户口，这时她的身份变成了“无业游民”。
时间一直到了1974年。中美关系自解冻之后，两国的相互往来渐次增多。这年，有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碰巧团员中有一位是梁实秋的亲戚。梁实秋怀着侥幸的心理，委托这人到大陆后代为寻找一下一双儿女的下落。
其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的后期，其势已成强弩之末，但“大批判”的声威依然足以让人胆寒。其时在“批坛”上纵横驰骋、大出风头的是“梁效”（按为北大、清华两校的一个特殊“写作班子”）。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后，正好有参观“两校”的议程。在梁实秋的母校清华大学，那位亲戚找到了梁实秋早年的老朋友，告知了梁实秋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愿。结局是令人振奋的，那位亲戚从北京带回了儿女仍然健在的信息。
然而，得知这个信息的时间，正是程季淑——梁文茜、梁文骐的生母——逝世数十日之后。这又不免让人心碎。心情复杂万端的梁实秋，跌跌撞撞地奔向槐园。在亡妻墓前，他老泪纵横、啼泣以告：“文茜找到了！文骐找到了”！
从此，隔绝音讯达三十多年的亲人终于接通了联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地的梁实秋思念儿女心切，连续不断地把一封封书信寄往中国大陆。
而当时的中国大陆上，据说正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但人们心理深处依然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谁都不敢“乱说乱动”。为了避免麻烦，梁文茜“不能不把父亲的来信列为‘绝密’”，因为“长扬出去说不定又会给她带来新的灾难。”而且，她还特别关照父亲：写给她的信，信封上一律要写“王政收”。——王政，是她的儿子，梁实秋的外孙。那时，她每当估计到了父亲会来信的日子，都要早早站在街头上等候邮递员。“因为在那个年月，‘海外关系’是最容易惹事生非的，何况谁都知道她是梁实秋之女，而梁实秋则是众所周知的‘反动文人’。他唯恐信件丢失，只好苦苦地在街上恭候那绿衣使者。”尽管这样，每当父亲在信中问及她的生活状况时，她的回答总是：“一切都好，不必挂念”。
艰难时世总有尽头。当神州大地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时，梁实秋与他的儿女同整个民族一样，命运和遭遇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首先，梁文茜惊讶地发现，同是她这个人，但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好似忽然改变了。她在当了长久的“无业游民”之后，一下予即被委任为副主任律师，专门负责被好多双眼睛紧盯着的“海外经济方面的律师工作。”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被主持者用热刺刺的口气介绍说：“这位是台湾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的大公子”！使得她反倒感到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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