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批判的调子推向顶点的，大概是巴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上纲极高。从这儿看，在左翼作家心目中，似乎事态已十分严重了。文章的火药味也浓极，读后不禁使人为之悚然而惊。如“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然而他终于提出要求来了。他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这种富有鼓动性的文字真足以使很多读者生出无限愤慨，不由要问一问梁实秋到底胸膛里安着一副什么心肝。其它诸如“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白璧德的徒子徒孙梁实秋”、“……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等等议论，更是令人咋舌。
面对左翼作家的愤怒批判，曾声明过只要属于“理论上的辩驳”就“乐于参加”的梁实秋，现在只能三缄其口了。他沉默着，压抑下在内心深处滚滚蒸腾的激烈感情。他深知自己又捅了大漏子，虽没什么懊悔可言，却也难免感到烦恼。直到1939年4月1日，也即他接编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他结束了与报馆的关系，临离开副刊之际，才在上面刊出一则简明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
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但是，看来梁实秋过低地估计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以为结束了的事情并没有真的结束，他以为该有定论的公案事实上也完全和他的预想正好截然相反。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从那时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权威论著里，在绝大多数大学文科《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里，他一直因为“卖力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而受到无情的审判。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很多教科书仍观点鲜明地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一贯宣传并坚持‘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而又异常荒谬的所谓‘与抗战无关’的反动观点”。“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其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梁实秋打着反对‘抗战八股’的旗号，实际上透露了他对抗战文艺的敌意和不满情绪”、“梁实秋一伙鼓吹‘与抗战无关’的谬论，其目的在于诱使文艺脱离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方向”。
较早对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是也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1986年10月13日，柯灵在《文汇报》发表题为《现代散文放谈》的文章，指出：“这一席话（按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文章还说“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柯灵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以至台湾有人视之为给梁实秋“平反”。1989年国内重要刊物《新文学史料》刊载的《梁实秋传略》对柯灵的文章也表示赞同，认为该文“澄清”了当年的那场“笔墨官司”。此外，还有更多的人都对柯文表示同感。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事情已然全部解决。直到现在，围绕梁实秋在抗战时期发表的那篇文字，依然有着不尽一致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完全截然相反的观点。不妨这样认为：所谓“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在历史的运演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而被赋予更加丰富、复杂得多的社会历史内涵；它甚至可以被当作一个历史的“窗口”，进而去探讨、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现象、特征及本质规律；也就是说，它将会被作为某种“历史现象”而受到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的重视。
只不过要对这“历史现象”作出令人心服的完整解释，看来还为时尚早，也许它还需要再“沉淀”一下！
四、劳军行
告别了报刊编辑岗位，在梁实秋，仿佛卸去了一副沉重的负担，浑身顿感轻松起来。他决心暂时与这类工作拉开一点距离，尽其可能地做一点与抗战不但“有关”而且有益的实际事业。
1940年1月，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华北慰劳观察团、到前线各战区慰问抗敌将士。梁实秋积极参加了这次行动。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先后到过成都、凤翔、西安、洛阳、郑州、襄樊、宜昌，然后循水路折返重庆，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月有余，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梁实秋对此行深感满意，觉得获益匪浅。他说：两个多月的战地生活，“增长了我的经验和见识。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又说：“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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