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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地干戈(5)

  自从抗战以来,(抗战八股之第一股)编副刊的朋友们,在投稿简例上,第一条大抵是:“凡有关抗战的各种作品……”这实在并非仅仅由于大家关心抗战这一点上,乃是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之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有例外。

  譬如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杭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尽可以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又要求“要真实”。是的,一个忠实于现实的写作者,他是不应该也不能忘掉“真实”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也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闭了眼睛装瞎子,其实也非易事。这个冷门怕是压空了的。在今日的中国,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才了。

  本来,梁实秋以为写文章与抗战有关最好,但如与抗战无关,只要写得好也同样欢迎;罗荪则主张要“真实”只有写抗战。这还是正常的观点分歧,如若以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讨论,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或许能推动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但罗荪文章的独特逻辑推理模式和强烈的战斗姿态(如文末关于“住房”的议论),大大激怒了梁实秋,他按捺不住,第二天就在《平明》上推出了一篇与罗苏文章同样题目的“答辩”。

  梁实秋的“答辩”内容主要有两点。

  

  第一,重申自己上一篇文章的观点:我已经明白的说“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欢迎”,听以罗荪先生所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找寻与抗战元关的材料”是“不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的!与抗战有夫的材料,若要写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两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

  我可以再敬告读者:

  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二、于扰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第二,梁实秋在“答辩”中,还专门对罗荪文章里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词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但是我现在要声明,罗苏先生的幻想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我(即“此公”)原来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位自命为左翼作家的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苏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

  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梁买秋的文章发表后,罗苏应声而起,随即在12月11日的《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再论“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罗苏坚持认为:既在抗战时期,则一切必与抗战有关。他说:

  “我以为,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先抹杀了‘抗战’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这‘地方’在中国是没有的(我想梁先生也应该读过蒋委员长的告国民书中有:‘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的话吧!)。我再肯定的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应该说,截止到目前,尽管在争论中多少存有曲解本意,攻讦个人的地方,但总的看来,双方的分歧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认识的分歧。恐怕梁实秋也不能不承认,即使罗苏的后一篇文章,也基本上没有逸出“理论上辩驳”范围的。

  然而,这种争论很快就失控了。继罗荪之后,有更多的人们站了出来,在不断升级的态势中集中向梁实秋开了火。不幸的是,这时争论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意义,而完全演变为一场进行严厉口诛笔伐的大规模批判和声讨。

  宋之的是较早参与声讨的一位,他在《谈“抗战八股”》一文中说:“什么叫‘与抗战无关’呢?在‘微雨’里,‘谈梦’怕是‘与抗战无关’的吧!但假如那个‘谈梦’的人是个兵,他大概会梦到打死日本人或被日本人打死的!假如是别种人,只要他曾身历着目前抗战的种种艰辛,只要抗战是影响着整个的社会生活,他怕也不能做出‘与抗战无关’的梦来。自然,一定要做,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不过那却成了‘刘别谦式’的作品,不仅荒唐,而且滑稽,没有半点‘真实’,只剩下‘流畅’了!”

  以写讽刺小说著名的张天翼,这时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通信体文章,其中也不乏激烈之词,如:“那些躲在象牙之塔里的无关抗战论者,老实说,他们对抗战当然有某种影响,起了某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高论提出来谈谈,提醒我们自己,一方面也希望他们不要再摆出那副雅面孔,而毅然决然走出象牙之塔。”“这么一个绝对的例外(按指虚拟的一个‘与抗战无关’的人物)——那简直叫人无法想象。好罢,我们就退一万步,姑且承认有这样的怪物罢。那么我也要劝你,这样绝对的例外——你不要去写它,因为太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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