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参政会在汉口举行第一次会议。梁实秋偷偷地离开北京，在天津乘船转道香港，又由香港飞赴汉口，总算如期到会。在会上，他以一介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发言，阐述自己的立场和对时局的看法。在参政会内部因多种力量相互角逐折冲而形成的复杂情势下，不管自己的意见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梁实秋对自己能独立不倚，按照自己的意志“条陈国是，抨击权贵”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正是在汉口期间，梁实秋遇上了早年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张道藩告诉他“政府不久就要迁到重庆，参政会除了开会没有多少事做”，邀请他参加教育部“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共分四组：总务组、中小学教科书组、青年读物组、民众读物组。张道藩特地恳请梁实秋担任任务最繁重的教科书组主任，任务是编印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以“供应战时后方急需”。梁实秋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本不适宜担任这项任务，但他考虑到“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之工作”，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但他预先声明：因为在国民参政会可领取一份津贴，因而主持编印教科书的工作属义务性质，不再接受薪水。
至此，一心愿意为抗战救亡尽一匹夫之责的梁实秋，辛苦辗转了一年之后，总算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发挥才智、为国效力的相宜位置。
三、“与杭战无关论”
为梁实秋万万始料所不及的是，正当他安下心来，准备踏踏实实做点有益于抗战事业的实际工作时，一场声势颇大的论战又以他为中心而展开了。梁实秋早就厌倦了文坛上许多无谓的争论。自从到青岛以后，对于一切以创作或学术为名而实际往往是远远偏离创作或学术的文坛纠纷，他一直是避之唯恐不速，不愿以任何形式介入其间。至抗战军兴，在他看来，更应该是消泯一切个人或党派团体恩怨、举国一致共同对敌的时刻，为此，他不避风波艰险，间关万里，来到抗战的大后方；又不辞零屑细碎，甘愿放开往日的事业，转而从事编印中小学教科书这类“抗战急需”的工作。
然而，他还是趟响了地雷。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办法！
事情是从他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并在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在此之前，梁实秋主持编辑过许多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除学生时期和《新月》月刊之外，1927年，由张禹九介绍，他在上海编过《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青光》，自己还在上面开了个专栏，专写“以讽刺现实生活为主”的千字以内小品，后来结集为《骂人的艺术》由新月书店出版。到青岛后，他又遥领了《益世报》上《文学周刊》的编辑工作。从1935年到抗战揭发前，他还在北京先后主持了《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和《北平晨报·文艺》两个副刊的编务。如果连同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工作算起，梁实秋倒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报人。
1938年下半年，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市，偶然中遇见了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程沧波，程当即邀请他为报纸办一个副刊。梁实秋考虑到自己刚刚入川，教科书的编印工作一时难以开展，国民参政会内又很清闲，“除了开会无所事事多）能主办一个报纸副刊，也未尝于大局毫无补益。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自然，无庸讳言，梁实秋乐于接受这项事务，多少怀有知遇之感也是一个原因。他说：“我非党员（按指国民党），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梁实秋主持的《平明》副刊，在这年的12月1日正式发刊。但副刊的发刊之日，便是他陷入重重矛盾纠缠之时。
问题出在梁实秋为副刊写的一篇《编者的话》。正是这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造成了梁实秋日后无可挽回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论”的名声。若事情属实，梁实秋倒真是罪不可道的；在抗战中而又主张宣传“与抗战无关”，虽不就等同于汉奸，但二者的区别也就相去一间了。不过，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为存历史本真，我们现把这篇《编者的话》全文引录于下：
报馆当局看见我现在还有一点空闲，教我来编副刊。照例应该说两句话。副刊，一个人编是一种样子，各人的手法眼光不同。我编副刊不只一次，总觉得若编得使自己满意是很困难的。要别人满意就更不必说。主要的困难是好的稿子太少。没有好稿子，编者是没有办法的。编者自己不能天天动笔写文字，写出来也未必就好。当然所谓好与不好，这标准只好凭编者的眼光来定。这一对眼睛也许是明察秋毫，也许干脆是瞎的，但也只好如此。报馆的人请副刊编辑是用什么眼光，我不知道，我揣测报馆请人编副刊总不免是以为某某人有“拉稿”的能力。编而至于要“拉”，则好稿之来，其难可知。这个“拉”即是“拉夫”之“拉”，其费手脚，其不讨好而且招怨，亦可想而知。拉稿能力较大者即是平夙交游较广的人。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尝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我的朋友中也有能写点文章的，我当然要特别的请他们供给一点稿子，但不是“拉”，我不“拉”。
自己既不能写，又不能“拉”，然则此后副刊的稿件将靠谁呢？靠诸位读者。
读者诸君，你们花钱看报，看到我们这一栏，若是认为不好，你们有权利表示不满。但是我想，广大的读者是散布在各地方各阶层里的，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经验，各有各的作风，假如你们用一些工夫写点文章惠寄我们，那岂不是充实本刊内容最有效的方法么？选择编排是我的事。稿件的主要来源却不能不靠读者的赞助。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永远做读者，让这小篇幅做为读者公共发表文字的场所。
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此其一。长篇的文章，在日报的副刊里是不很相宜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寄一些短的文字，不过两千字最好。并且我有一个信念，以为文章宁简短，勿冗长，我想在提倡“节约”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也赞成。此其二。稿子寄来，我准细心看；若不登，附有邮票者准寄还；若登得慢，别催。此其显而易见，这篇文字通篇谈的都是编稿、拉稿与约稿。当然也发了一通感触，但都是泛泛而论，不足为奇。唯一似有不平之处，是关于“文坛”“盟主”“大将”的议论，但细读之下即可了然，也并非针对什么具体人而发。说到底，不过是发发牢骚，文人做文章的惯伎而已。
但即刻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士的警觉。五天之后，重庆《大公报》刊出了罗苏的一篇文章。题目极其醒目，是《“与抗战无关”》，简括而且有力。文章锻炼周纳的功夫也极可观。全文如次：
“标新立异”虽说是表示“与众不同”，其实也还是属于“投入所好”的一类的。因为人大抵是喜爱新鲜的，看惯了红颜色的人，就喜欢看点白的，吃惯了荤菜的，就想去吃一顿“菜根香”，也正如睹场上的压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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