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美学思想归纳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他十分强调“文学与人生密不可分，因此思想和情感是文学的主要内容，纯粹地追求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只能将文学导入歧途，音乐美和图画美在文学中永远只能充当一个点缀，而不能成为主角。”由此出发，他极不赞成朱光潜主要从克罗齐学说出发谈美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克罗齐的“直感说”与“表现论”。后来，他曾系统的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道：
我也不相信根据美学原理解释文学的那种说法。二十五年我在北大教书，和朱光潜先生同事，朱先生的学问道德都是我所佩服的，只是他对文学的看法我未能苟同。他所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等，是采取近代美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克罗齐是继承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等一班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家，他认为艺术是直觉，美既不能在物质的媒介物（如颜色声音文字之类）里去寻求，更不能与实际生活（尤其是道德问题）发生关系。我以为文学里有美，但不太重要，因为文学以文字为媒介，而文学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音乐的美与图画的美。克罗齐曾说艺术即是表现，我要追问一下表现什么。文学里所表现的东西才是文学的重要之所在。应该说，梁实秋与朱光潜不同美学思想的争论，堪称三十年代文坛上各种各样论争的一个典范。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所欲辨明者理，所着眼者事实，往复辨难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但决不伤及对方的感情。分歧是学术观点的分歧，争论严格地限定在学理范倒内进行。他们争论的结果，虽然在学术上彼此都不能使对方折服，但个人私交毫未受到影响。
梁实秋垂暮之年，回顾平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谈”政治。他讲了一番大道理：“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己。至于做官，自惭不是那种材料。要我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会急死，我会闷死，我会气死。所以我虽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写写文章，撰些社论而已”。
梁实秋的这番自白，再恰切不过地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所谓自由，决不是放弃责任和义务，自外于社会和人群；而是时时警惕不要陷入到“官”、“党”、“派”的罗网中，始终保持住个人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议论的权利。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梁实秋在北京“谈”政治的热情，几乎与他谈学术的热情一样高涨。
还在1935年11月，他一手创办了一份周刊，名为《自由评论》。创刊号的《编者后记》中，揭示了梁实秋的办刊宗旨：
“本刊没有照例的‘发刊辞’，因为‘自由评论’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明白的解释。本刊同人并没有任何全体一致的意见，不过我们都是爱自由的人，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我们是绝对拥护的。”
这帮“爱自由的人”说到做到。编入创刊号的文章如张东荪的《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攻？》等等，就都“对国民党的现行政策作了或激烈或温和的批评。”
梁实秋本人在这一期上发表的《算旧帐与开新帐》一文，总体基调是属于“激烈”类型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文章大力呼吁政府当局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实行法冶。后人评论梁实秋的这篇文章说：“虽然他的理想仍是建设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对国民党的批评却是切中要弊的。”
调子更尖锐而又同样“切中要弊”的，还有梁实秋在二十七期上发表的一篇《我们要公道！》。文气慷慨激昂，作者剀切陈词道：一切革命或变乱，大抵都由社会腐败所致，“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经济上不公道的情形则是更明显的。少数资本家以及官僚（官僚资本家是中国的特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大多数民众过的却是非人的生活，贫富悬殊，实在太不公道。”
内忧如此，而外患又复日趋危。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但国民党政府当局文恬武嬉、举措失当。“自由主义者”的梁实秋激于爱国大义，著文痛斥说：“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治，我敢断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比起此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言词不仅还是那么尖锐激切，而且读来尤觉沉痛。
谁说空言无补？梁实秋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据说，“北平当局曾派熟人进行游说，企图用金钱封住他的笔。”但为梁实秋“断然拒绝了”。
从以上的事实，人们难道不是还会从梁实秋身上发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另一个方面，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吗？
二、漂泊万里行
1937年，愈益逼近的民族灾难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六月份，国民党政府为表示其抗日救亡的诚意，在树木蓊郁的庐山牯拎召开了一次有二百多名各界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梁实秋也收到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签名的会议请柬。二十三日，他心情沉重地如期参加了会议。就在会议进行期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形势严峻，与会代表更加情绪激昂，誓死抗敌的信念激荡起每个人的满腔热血。主持会议的蒋介石慷慨陈词道：“如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城失陷。面对江山易帜，梁实秋痛哭失声。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这句话象刀刻一般，从此永远留在了梁文茜的心中。
北京陷落后，梁实秋个人也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一天，北大的一位同事张忠绂到梁家匆匆走告：“有熟人在侦辑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
为了躲避日宠通缉，同时也是为了为抗战效力。闻讯的第二天，梁实秋约集张忠绂、叶公超等朋友踏上了逃难的路程。离家前夕，梁实秋写了一份遗嘱。念及前程渺茫，莫测吉凶，他不由百感交集，说：“戎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梁文茜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的角度记述的这次生离死别情形，则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竟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偷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看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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