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49）
一、“自由主义者”爱“自由”
胡适果然不食前言。梁实秋来到北京大学后，立即被聘请为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按北大成例，一般的普通教授之外，另外还有“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顾名思义，名誉教授是对一些名望素著、成就巨大的资深教授的礼遇，也可以说是一种称号。而研究教授则是“实职”，一般授予那些已取得突出学术成就而又有取得更大成就可能的学者。研究教授的待遇高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也相应减少。原其本意，乃是鼓励那些水平高出侪辈的学者投身学术研究的热情。梁实秋这一年三十岁刚刚露头，即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即非绝无仅有，总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了，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服气。他记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年共同批阅入学试卷的时候，有一位和他年龄相当的教授故意的当着许多人的而大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也不研究！”言下“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深抱知遇之感而又年富力强的梁实秋，这个时候格外的奋发努力。在课堂上，他以其独特的风采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广大学子的热烈拥戴，成为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儿子梁文骐描述他登坛讲学时的情景是：
教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匿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学生素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你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除学校工作外，梁实秋个人的学术志趣仍然集中于莎剧的翻译。内务部街20号的故家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其优雅的工作环境：刚刚栽种的四棵西府海棠生长旺盛，“繁花如簇，如火如荼，春光满院，生气盎然。”种在书房与卧室之间的四棵紫丁香也是“香气四溢，招引蜂蝶终日攘攘不休。”在花香鸟语之中，梁实秋每天黎明即起，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莎剧的翻译上。他心不旁骛，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默默地独自从事着这项艰巨浩大的工程。
在艰苦的精神劳动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质帮助的，还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来北京后，季淑就从婆母手里接过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劳，侍候公婆，同时，为使梁实秋专心工作，还把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当起来。家庭成员复杂，有时难免产生矛盾，当梁实秋为之感到烦恼时，贤良的季淑总是温语解劝说：“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在家庭内外，程季淑处处表现出高度教养和出自大家的风范。
更为难得的是，程季淑对梁实秋的工作非常理解，真正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梁实秋这样记述道：“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四时，季淑必定给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的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良好的环境，贤惠的内助，大大激发起梁实秋的创造欲望和激情。这是他一生中莎剧翻译最顺利也最有成效的时期。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勤奋工作，使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宏伟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校园内，除了过去的老朋友们外，梁实秋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有曾有一面之雅的周作人，也有未谋一面的朱光潜、梁遇春等。同青岛时期“酒中八仙”的豪情胜慨不一样，梁实秋与北大旧雨新知的交游主要集中于探讨学理上。切磋艺文，以学会友，是梁实秋在北京大学最主要的活动特点。
与周作人，梁实秋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曾因对新诗创作持不同观点进行过争论。现在，他们成了同事，并且进一步成为文友。从周作人寄给梁实秋的如下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谈艺论文：
承寄示《周刊》，谢谢！公超论文久已闻知，今始得读为快。令写文章，殊为惶愧，近来愈写愈沉闷，自知万拿不出去给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乱写了一篇寄呈（仍请费心留稿），此乞鉴原。
今天胡乱写了一篇小文，没有什么意思，此外却又写不出，姑且寄呈聊以塞责。
但从周作人此时期另外一封信看，他们之间的交游似乎又不局限于谈艺论文：
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
人所共知，周作人一向是自我封闭极其严密的，但在这封信里，却分明流露出某种不欲明言的隐衷。
聪明的梁实秋，立即感受到了这一点。《求己录》的作者陶葆廉，是清两广总督陶模的儿子，恃才傲物，“不合时宜”，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梁实秋认为，“冷漠孤傲”的周作人独于《求己录》感慨遥深，其用意显然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后来，梁实秋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把对周作人的认识综合为一句话：“他不是一个热中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而考察这种“冷峭”性格的形成，他认为，同鲁迅的“偏激孤愤”一样，都是幼小时候家庭迭遭变故，甚至不得不逃避于亲戚家在“白眼中讨生活”的经历所致。由此，梁实秋进一步探讨周作人后来“落水”的原因，说了这样几句话：“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
梁实秋的这些话，不可谓非知人之言。外在表现“冷峭”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往往是“激愤”的。
北大同人中，另一个对梁实秋产主了影响的人物是美学家朱光潜。说是“影响”对说明他们的关系或许不太确切，因为梁实秋并不赞成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两人为此还曾一度产生过争论。
1937年1月1日，梁实秋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的美》的文章。”这表明，梁实秋已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美学领域。文章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于二月二十二日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文艺》上刊出《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一文，对梁实秋的文章表示异议。三天后，梁实秋又发表《再论“文学的美”答朱光潜先生》，依然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对朱光潜的一些论著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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