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切切实实地领教到了“思想前进的青年们的伎俩。”
风波是平息了，但后果是严重的。热情诚恳的杨振声先生引咎辞职，闻一多等一批教师难消隐痛，也相率离开了青岛大学。杨振声在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犹殷殷以“青大前途”为念：
弟久病不愈，精神体力皆不能再行继续。当即请辞职。与此函同时有致太侔、之椿一信，劝太侔为校长，之椿为教务长，再输以吾兄之机智，青大前途，定有可为，望兄运用神技，促成此事，弟不胜感激叩头之至。
故人相继风流云散，逸兴遄飞的“酒中八仙”顿成往迹。偌大的青岛大学之内，只剩下了梁实秋、赵太侔等少数朋友，孤独和怅惘之感悄悄袭上了心头，打乱了梁实秋来青岛后良好的心理平衡。
正在梁实秋彷徨无地的时候，从北京两个方面传来了同样热切的召唤，要他迅即结束在青岛的工作，到古都北京重新开辟新的事业。
一个召唤来自老朋友胡适之。胡适之此时正主持北大文学院的工作，他急切希望把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等一班老友聚集在北京，共同“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以继承光大为之奋斗大半生的文化教育事业。
胡适的动议实际在1930年就已提了出来，为此，他曾多次向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提出建议。他在30年2月25日的信中，首先向梁实秋透露了这个信息：
我是极主张金甫（按即杨振声）来办北大文科，把你们俩都请来。但梦麟先生稍有点迟疑，我看只是时间问题，大致无大问题。
不到一个月，胡适再次给梁实秋写信重申前议，不过从语气上看，似乎依然没有定局：
北大请你来英文学系，那是不会有困难的事。我当初的原意是要拖一多也来北大。而一多应该在中国文学系，于该系及一多都有益。但中国文学系是不容易打进去的，我又在忧谗畏忌之中，不愿连累北大及梦麟先生，故我当初即想请金甫来办文科，由他把你和一多拉来。现在金甫的问题，梦麟尚未敢正式决定。故一多来中国文学系的事，我不能进行。
尽管胡适大力担保“不会有困难”，但从他前后几封信中透露出的信息看，这件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似乎中间出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波折。因而从这之后，事情即被搁置起来，从此没有了下文。
整整三年之后，也就是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星散了两年之后，胡适经过再度斡旋，事情有了转机。他立即喜不自胜，于34年4月26日给梁实秋写去一封热情的信促驾：
我有一个要紧问题想请你答我。
北大文学院现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费一年工夫来整顿一番，最苦的是一时不容易寻得相当的帮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愿拆山大的台，不愿叫太侔为难。现在山大已入安定状态了，你能不能离开山大，来北大做一个外国文学系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课六点钟，待遇方面总算过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最好是你们都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一点功课。
＊＊＊
北大旧人中，如周岂明先生和我，这几年都有点放弃文学运动的事业了，若能有你来做一个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些人才，我想我们这一些老朽也许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希望，也许还可以跟着你们做一点摇旗呐喊的“新生活”。
从这番情词恳切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忠诚于事业且又知人善任的胡适之先生，对梁实秋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迫不及待地希望梁实秋一脚踏进北京。
因此，当梁实秋回信表示因顾虑到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方面而暂不能应命的时候，胡适心急如焚，于六月七日的信中大动感情地说：
实秋吾兄：
你的信使我们大失望。我已与蒋校长商量三次，终不能得妥善办法。因为我们今年急需你来帮忙，所以得你同意后即不曾作任何准备。倘此时你不能来，我们本年非另寻一个相当的人不可，而此时在国内那儿去寻一个比得上你的人来救我们之急！（这不是灌米汤！！）你能否向山大告假一年，先来北大？如一年之后山大还非你回去不可，你再回去。如一年之后，山大已得人，可以不需你回去，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如此办法能得太侔兄允许否？金甫今天也来说此事，我更为难。我曾对他说：“此时的大困难是这样的：今年我们需要一个顶好的人；如实秋不来，我们也得寻一个能勉强比得上他的人。此人如是好的，一年之后就不便辞他。此人若是不好的，我们今年就要有大麻烦。这边（北大）辞退一个教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我们不愿轻易聘教授来替代实秋。”
我想了两天，只有上文说的一个办法，就是请你向山大告假一年，不拿薪俸，不取销你的留学（按疑应为“留校”）一年的资格，遇山大有急需你的地方，你可以回去帮太侔料理了再回来。如此办法，等于北大向山大借你一年。甚盼太侔兄能允许我这个请求。
又是“研究教授”，又可以来去自由，看来北大当局给予梁实秋的待遇可说是相当优厚了。由于难却盛情，经与青岛大学反复磋商，梁实秋最后答应了胡适的要求。
从北京向梁实秋发出的另一个呼唤，来自他的父亲。还在这之前很早的一个时间，父亲慕青岛名胜，曾来青岛小住。有一天夜晚父亲约了梁实秋，关起房门，进行过一番长谈。父亲很严肃，把梁家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还说：“有些事不足为外人道，不必对任何人提起，但不妨告诉季淑知道。”谈话中父亲一再感叹自己“垂垂老矣”，言下大有希望梁实秋回北京定居的意思。梁实秋后来把父亲的意思转告程季淑，程季淑说：“父亲开口要我们回去，我们还能有什么话说。”
但说归说，事过境迁，日久之后，由于工作事务繁忙，这事也就逐渐淡忘了。
又是两年过去了，父亲寄来一封家信，措辞温和而又含蓄，大意是说“北京家里人少，荒凉得院子里跑黄鼠狼。”捧读之下，梁实秋蓦然记起了父亲那一夜晚的谈话。孝心特重的梁实秋不禁汗颜，愧作得无地自容。这时，他再也没有任何犹豫，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尽早结束在青岛大学的工作，回到北京故家父母的身边。
1934年7月份，梁实秋一家离开了青岛。他们在青岛生活了整整四年。
四年之中，梁实秋总的说来心情是舒畅愉快的。他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他有一班识情重义的好友，他有一个温馨可爱的家庭。青岛生活难忘，他把对一生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留给了青岛。
他极其喜爱青岛的海滩，常常带领一家人在那儿嬉戏玩耍。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过海滩时，敏感的大女儿梁文茜说他在海滩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人生的脚印。”
五十多年后，梁文茜受远在海峡另一边的爸爸的委托，重到青岛寻梦，希望能拣回儿时的记忆，特别是能希望重新寻找到爸爸在海滩上留下的那长长的“脚印”。
但是，当她一个人伫立海滩，远眺大海时，不禁心情迷惘，沉重了，眼睛也湿润起来。爸爸的“脚印”在那儿？过去的岁月何处寻？
一切皆空。
她只好“在海滩上留下一张照片，寄给了爸爸”。
她同时寄去的，还有苦思苦恋了四十多年不能见面的爸爸的一颗几乎破碎了的女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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