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日常居家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如果不去上课，梁实秋就呆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翻译莎士比亚剧本，而妻子程季淑则料理家务，为一家大小做好各种供应补给工作。有朋友和学生来家作客，“张罗茶房招待客人都是季淑的事。”她殷勤周到，又擅长烹调，总能使来客“皆大欢喜”。夏日，他们全家经常到距离很近的汇泉海滩去游泳。游到意趣阑珊时，一家人相偕爬上海滩，孩子们用小铲掘沙土，夫与妻“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玩到夕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
程季淑爱花，在鱼山路七号住下后，随即在院子里栽下六棵樱花，四棵苹果，两棵西府海棠。“第二年即开始着花，樱花都是双瓣的，满院子的蜜蜂嗡嗡声，苹果第二年也结实不少……西府海棠是季淑特别欣赏的，胭脂色的花苞，粉红的花瓣，衬上翠绿的嫩叶，真是娇艳欲滴。”徘徊留连于树间花丛，梁实秋心神怡荡，不由从心底生出一种绝俗超尘之想。
回顾在青岛时小家庭中的种种乐趣，梁实秋总是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青岛四年之中我们的家庭是很快乐的。我的莎士比亚翻译在这时候开始，若不是季淑的决断与支持，我是不敢轻易接受这一份工作。她怕我过劳，一年只许我译两本，我们的如意算盘是一年两本，二十年即可完成……季淑主持家务，辛苦而愉快，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
四、再见吧，青岛
青岛的梦是那么甜、那么美，但决不是圆满无缺的。生活于三十年代的梁实秋，头脑十分清醒，知道在风诡云谲、变幻莫测、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激荡角逐的中国大地上，青岛也不会是世外桃源。他在尽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忧心忡忡地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发展，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意外事端。
后来的事实表明，梁实秋绝非杞忧。在青岛大学，不愉快以至令人愤慨的事接踵发生了。
梁实秋经历的第一次“不愉快”，与时任山东省府“主席”的韩复矩有关。韩复矩号称“韩青天”，公平而论，在旧式武人中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梁实秋说他“颇有揽辔澄清之心，喜欢出巡，勤求民隐，平反折狱，不拘常法，在旧军人中不失为心地善良者”。
事情出在韩复矩的一次去青岛大学的巡视中。那天，校长杨振声先生“邀集同人在教员休息室中和主席见面”。陪“主席”同来者有青岛市长沈鸿烈。“主席”落座之后，“马弁送上旱烟袋，吧哒吧哒的抽了几口。。嘴唇上稀稀的两撇小胡子微微颤动，嘴角上还隐隐约约的露出那么一丝笑意。”随后是沈鸿烈先开口：“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
沈鸿烈的一句话，使梁实秋顿时象吞下一只苍蝇。他是一贯主张人性论的，懂得人性有善与恶之分，但象这样下劣的“人性”，他在此前见的还不够多。他也一贯信服“肉食者鄙”的道理，但也还不相信堂堂青岛市长，竟会卑鄙下作到如此程度。中国官场的情形，于此他算是有了一个初步见识。“好一个‘我们自己的学校’！”当时，梁实秋对卑鄙龌龊者流立即作出了一个无声的抗议。
所幸韩复矩尚略识大体：“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的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随后大家就走到礼堂，由主席向全体师生‘训话’。”但沈鸿烈不经意间说出的那句“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却使梁实秋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般，从此之后再也难以忘却。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整个时局为之一变。抗日救国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由于抗战本来就是在中国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的，因而运动进行中的变幻和演化就更加纷纭莫测。人人都把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究竟是真抗还是假抗？抗的真正对象是谁？抗的内容如何？用什么手段去抗？等等，则又是各有见地、算盘不同、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的了。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迅速蔓延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无论就冲突之尖锐、还是后果之严重来看，这一次又都远非韩复矩视察那次引起的事端可比。
事情起始于北方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南下，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发动抗日斗争。对于绝大部分学生的爱国热情，梁实秋与他的朋友们都是理解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过爱国运动，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是明了的。”但他同时认为：“当前的形势和五四时代不同。”不同之处何在呢？最主要的，是他以为在学生运动的背后，
实则是由国民党“区党部”的左倾分子在操纵着一切。当1932年青岛大学的学生也全体罢课，强占火车、纷纷南下之际，梁实秋是这样分析当时形势的：“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
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造成乱糟糟的局势”实际大不利于抗日运动的组织领导，因而对“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的行为都“期期以为不可”。为了迅速恢复校园秩序，真正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校长杨振声先生主持下，青岛大学召开了一次校务会议。据说，在会上“除两人作梗外”，其余一致同意“开除学生暴动首要分子数名。”尤其是闻一多更加慷慨激昂，在发言中说，在此非常情况下，必须“挥泪斩马谡”。因为事关重大，“不得不尔”。
但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也就迅速激化了。南下归来的学生怒不可遏，当即撕毁了布告，而且“包围校长公馆”，演出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
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杨振声、赵太侔等只好偷偷渭出家门，潜逃至一偏僻的旅舍暂避锋锐。杨振声还设法通知同样处在危险中的梁实秋与闻一多，要他们也尽快潜藏起来，以防遭遇不测。一时间，风声鹤唳，闹得人心惶惶不安。
关键时刻，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张道藩站了出来。他走到学生宿舍前，声色俱厉地高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张道藩学美术出身，也热衷于戏剧事业，性格沉毅，梁实秋对他一向就很赞佩，通过这个事件，更加深了对他的好感，说：“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
还在风潮处于高潮的时候，在青岛大学旁边的一块山石上，贴出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梁实秋对此大惑不解、感触良多，“这大概就是所谓‘标语’的妙用吧。”
闻一多平时给学生讲课，习惯发出“呵呵”的声音。学潮中，梁实秋有一次与闻一多路经一座教室，无意中在黑板上发现一首打油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何？
闻一多读罢，不禁为之嗒然若丧。
又有一次，梁实秋和闻一多在一座教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注了一行字：闻一多与梁实秋。
“哪一个是我？”闻一多严肃地问梁实秋。
“任你选择。”梁实秋同样严肃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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