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五四时代之后的一切行为，正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演进的。他极其珍重独立人格，因而，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集团，所以他后来同五四精神发生疏离也就不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他的天性中，似乎有一种对“秩序”“理性”“稳健”的天然偏爱。他当然更喜欢尽善尽美的“合理”和“美满”，但当“尽善尽美”不会成为可能时，就宁愿退而求其次：可以不那么“尽善尽美”，却绝对不能彻底的破坏殆尽。本书前面谈到的一个细节，对认识梁实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忽略的：五四中，一部分学生冲进他的宿舍，要和同宿舍的章宗祥的儿子算帐，毫不讲理的捣毁了章宗祥儿子的床铺。对此他说“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做。”以后不久，他讲到自己的另几句话同样值得注意：“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徼辛的邪恶小径。”
可以说，几乎就在五四高潮过后；梁实秋就开始了对五四运动、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反思。自然，反思并不等于否定，而是用一种新的价值尺度重新加以评估和衡量。就在这种新的价值尺度的最后确立过程中，白璧德的思想学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听了白璧德的讲课，并进而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后，粱实秋对自己以前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过：“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象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
139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延到了刚刚经历过的新文化运动，说：“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综合地看，梁实秋从白壁德学说中受用最大的不外两点。首先，在人生观上，梁实秋最感兴趣的，是那种以自我克制为特征的理性人生，也就是所谓的“新人文主义。”他倡扬白壁德的主张说：“他重视的不是elamr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壁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品评一个人，不看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而主要是看他没做什么，粱实秋的这个说法真是新鲜之至！由此可以看出他把“理性”和“克制”推到了多么尊崇的地位。其实，他的理想说穿了也简单，不过就是中国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那种法规严明、秩序健全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享有自由，人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同时又人人都有文明教养，文质彬彬，行为合度。于是，社会发展进步，个人自由幸福，皆大圆满，两蒙共休。
其次，在文艺观上，梁实秋公开申明不赞同“浪漫”，主张智慧、理念、典雅，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由于反对文艺上的浪漫主义，所以势必触及浪漫主义的祖师卢梭。在美国，据说白壁德反对卢梭是出了名的。他不管针贬批评什么思想，最后总是偏颇的记到卢梭的账上，似乎卢梭成了世间一切罪恶的总根似的。美国有家报纸曾据此专门刊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
是自壁德匍匐在地，揭开床单朝床底下惊恐地窥探，看是否卢梭藏在下面。在这一点上，梁实秋正好与白壁德同调，同样是一个狂热的卢梭反对者。
一般地讲，他写文章是挺平和、挺理智的，就是一讲到卢梭，便不免立即尖酸刻薄起来，幽默、俏皮、挖苦，讽刺……应有尽有。譬如，他甚至说过这样有失理智的话：“一个最无行的文人说过：‘我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我和别人不同’（按这两句话出自卢梭《忏悔录》）。简单说，这就是立异。处心积虑的要和别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个方法：别人用两腿行走，我用两手来爬；别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别人的头发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别人终身娶一次，我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娶一个；别人生了孩子，自己养育，我生了孩子送进孤儿院去；别人做事有所忌惮，我做事无法无天……”
白壁德反对浪漫主义，止于卢梭；梁实秋反对浪漫主义，又大大地有所发挥，创造社的郁达夫便不幸成为他批判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时的祭品。1926年初，梁实秋写了一篇文章（请注意，此时他与创造社尚无丝毫抵牾，至少表面的友谊关系尚未破裂），不待明眼人也会知道，他文中来势不善的一段话便是针对郁达夫的：“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位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刹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
不久之后，这种含沙射影的含含混混索性也不要了，变成了直接了当的公开攻讦：“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就事论事，并没招惹梁实秋的郁达夫遭此非议，其曲在梁。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向宽厚温和待人的梁实秋确也不是“人身攻击”，他是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出发，揭示一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从或一角度看，他所描述的郁达夫种种，也真的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1926年7月间，在美国学习了整整三年的梁实秋，正是以这种迥异于去国时的新的精神状态回到中国的。当他乘坐的“麦金莱总统号”徐徐抵达上海吴淞口时，不禁感慨万千。同三年前相比，眼前的祖国固已物是人非；再想想自己，也迥非往日之我。身当此际，他想到的应该是古人这样的诗句吧：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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