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又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确实在思想和做人上深受白壁德的“影响”：“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他犹不能忘情于半个多世纪前结识的这位老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影响我的几部书”的问题时，把白璧德著《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列为自己受影响最大的八部书之一。梁实秋以上所说的话非常明确，不仅坦然承认受白璧德“影响”，而且概括地道出了所受影响的内容：平实稳健、平正通达。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此后梁实秋终生服膺的人生格言。
现在，有必要对白璧德其人及其影响于梁实秋的具体情况作一较为详细的说明了。
白璧德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的父亲生长于中国的浙江宁波，这使他有可能较之一般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对中国有一份偏爱。”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并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据梁实秋说，“他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单就学识而言，在哈佛学者群中，不能不说他是极出色的一位。
他的不少著作在美国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其中较重要的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大师》、《民主与领袖》、《论创作精神》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不写则已，一写就尽是高头讲章，“引经据典，脚注甚多，文笔虽然刚劲，读来却很吃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在思想上，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毕生宣扬并奉行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则以“新古典主义”为旗帜。梁实秋说“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但从梁实秋对他业师思想学说的这些阐发里，实在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绝大的疑问：难道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就“新”在这些地方吗？又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又是释家的“内照反省”，还有《中庸》的命、性之论，此外再掺和一点“西哲”的“理性自制”，于是便做成了一味名叫“新人文主义”的高汤，也未免太滑稽了。难怪白璧德的思想在美国文化界影响尽有，但却终其一生恓恓惶惶无论怎样卖力气推销却总也找不到一点市场，徒落个“保守”的结论告终。
然而，使这位“新人文主义者”大可告慰的是，他在西方落落寡合，在东方古国却觅到了知音。不愿被人称为“白璧德的门徒”的梁实秋，成为他思想学说的忠实继承者，成为“白璧德学说中国学派”的“掌门人”。
梁实秋正式同白璧德结识是在1924年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后。
他所功读的课程中，有白璧德主讲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一科。中国留学生中，给白璧德做过学生的，还有此后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以及张欣海等。梁实秋自谦他与白璧德“只从游一年，实在是未窥堂奥”。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梁实秋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同那个时代的一切觉醒青年一样，他所拥有的，也主要只是一颗炽热的心灵和无尽的热情。他怀抱着天真纯洁的憧憬与追求，积极奋发地投身于伟大的五四青年运动，意气风发地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曾象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热烈地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欢呼致意；他也曾努力创作过充满着无限情热的新文学作品。在那个永远难以忘却、永远值得后人珍视向往的时代里，他也留下了虽然不算突出却也相当鲜明的风姿。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梁实秋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活动，又始终是在他独特的家庭教养和个性气质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这使他在社会一旦出现转折时便立即回到自己固有的生活逻辑中来。
我们常说五四时代精神，不错，那个时代确实表现出一种旷古未有的精神特征。不过，正如我们已从后来历史发展看到的那样，这种时代精神的爆发只是一个极短的历史瞬间。一时间，历史似乎集中起了无数人的意志和信念，象电光石火一般，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一待这“一瞬间”消失，那体现了时代精神的集中意志也不复存在；当历史再度恢复到常态的时候，那曾经非常统一、曾经振臂高呼过同一口号的“无数人”，也都纷纷如大梦初醒一般，逐渐回复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开始了方向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人生追
求了。这以后，整个社会分化成无数集团和单位更小的“实体”，很多人以集团的意志为意志，自觉地将自己统一于集团的利益之中；还有些人，始终坚持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同样认真地思索着、探求着、行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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